朴拙是大美——霍春阳访谈

天籁

时间：2009年1月5日
地点：天津美术学院画室
采访人：陆虹
文字整合：秦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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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绘画应以弱寓强，举重若轻。

绘画得求“全”，全才圆满，全才能永恒。

绘画应追求“静”气，追求“清”气

我内心喜欢“朴实”，为此我曾写了个匾额为“抱瓮”，就是用力倍功半的劳动方式，下笨功夫，不去投巧，这是最朴拙的方式。


过年了，把祖父留下的字画挂在墙上，一直到正月十五，这种近乎朝拜的仪式让少年霍春阳受到了最直接的水墨熏陶。毕竟生活在离北京最近的直隶地区，文化的承袭散落在城里乡下每一个角落。年少的霍春阳骑车60里路去往保定城里的直隶图书馆、莲池书院，几十里路的辛劳无碍于他内心的欢喜。

藏画导刊（以下简称“藏”）：你生在河北清苑县，长于一个旧式读书人家，祖上是前清举人，能谈谈家庭对你的影响吗？

霍春阳（以下简称“霍”）：清苑县在河北保定地区，那个地方的人很重视读书，常出举人、秀才。在我们霍氏家族里曾出现过两三个举人，我爷爷是秀才，他是清政府最后一批送出去留学的，当时他去了日本。据我大哥讲，家里还有爷爷在日本跟孙中山的合影，那时他剪去了大辫子，写信回来叫我姑姑她们不要裹脚。爷爷去世得早，五十多岁就走了，但留下了很多书，还有他喜欢的字画。爷爷的字写得好，朋友们也送给他一些字画，每年春节家人都会拿出来挂，一直挂到正月十五，有些字画中还有我爷爷的上款。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时都被我毁了。因为我们出身比较高，怕人家说是“没落地主”，怕被红卫兵拉去游街，当时胆小就都烧掉了。那时我十八九岁，但一直受这些字画的熏陶，还临摹过其中一些。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六条屏，草书写得非常好。

藏：那时传统文化气息还很浓。

霍：嗯，记忆中我父亲整天躺在床上看爷爷留下来的线装书，家里有《资治通鉴》、《三国志》等很多书。这种环境确实给了我潜移默化的熏陶。这种文化氛围不仅只有我家，我的两个大伯都是开中药铺的，他们很有文化，字也写得好。住东边的大伯自己家有小花园，种了些麦冬、束带草之类的药材，还有些果木树，桃树、梨树，满院子都是花花草草，我很喜欢那个院子。过去的门洞有一定的讲究，那时门洞上有多少小铜兽就代表什么样的地位、官职，从家里的门洞看，母亲家当时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我姥爷是登侍郎）。我母亲非常喜欢花卉，我们家院子里都是花，连田埂上都种满了花，母亲对我学画支持最大。我的天赋是遗传爷爷还是姥爷，很难说，可能都有吧。

藏：从小就对绘画感兴趣吗？

霍：是的，我从小就画小马、小人，再大些就开始画花鸟、草虫了。可能天生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吧，小时候就很喜欢美术课，美术课的成绩我总能拿第一。我哥也喜欢画些人物肖像，周围有文化的叔伯们家里都有字画，经常会拿出来让我临摹，这些都对我有影响。

藏：清苑离保定很近，保定是个文化古城。

霍：嗯。保定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城，那里有直隶总督、直隶图书馆、莲池书院等。我那时经常骑自行车去莲池书院转，感受那种文化氛围，也常去保定的茶馆、饭店看里面挂的字画，还有西大街的一些古玩店、字画店。我经常到这些地方搜集画稿，拿铅笔描下来，回家认真地画。那时看了很多木刻水印，有齐白石、徐悲鸿、华新罗等等，还有黄胄的毛驴，印象很深。感觉看了很多东西，眼界开阔了。那里从事绘画的人很多，有市场。有些古玩店挂着名人字画，还有店铺上的匾额，看了后感受很深。

藏：你当时怎样学画？

霍：我对别人用的工具很感兴趣，当时看别人用炭精粉画擦像画，自己也赶紧去买放大尺，拿没泡开的毛笔蘸着炭精粉画了很多，齐白石、王晓棠、王心刚、张瑞芳等等。周围人见了都说画得好，兴趣就更大了。后来有人说我应该去拜师，跟老师学。于是，我就抱着画到保定西大街找老师。转到城隍庙街，看到一个既写匾额，也刻图章的门市部里面挂满了画，一幅陈树人的印刷品我看了很久，后来有人与我交流并看了我的画，觉得画得不错，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陈建功。陈建功老师是保定当地的一个画家，擅长篆刻。后来我周末就常骑车去他家，学素描，学牡丹。陈老师自己有很多画画的朋友，他也会请他们教我，他曾专门找人教我画梅花。通过他我还结识了保定师范的范学礼先生，受益很深。那时去保定学习骑车两个小时，60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疲惫。

还有件事记忆深刻，1965年在我们村拍《地道战》，演员当时都和我们住在一起，八一制片厂有个叫商荣光的美工速写画得很好，我给他当向导，形影不离，每天跟着他画。我那时还当了回群众演员，化妆成农民，包着头巾逃难，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镜头给删掉了（笑）。2006年我在北京办展览时，想找这个老师，他已不在了。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令我至今难忘。


天津美院，霍春阳青年后的记忆几乎都与这里有关。与孙其峰老师学习花鸟画居然缘起于军宣队政委的一句话，机会就这样落在霍春阳身上，《山花烂漫》成名前的那些年，难得的学习中国传统花鸟画的时间，竟显得弥足珍贵。

藏：你何时考上天津美院的？

霍：在保定学画一年后我就考上了天津美院，当时18岁。我记得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我和母亲在地里干活，忽然村子里的人说，你们家来挂号信了。我跑回家一看，是入学通知书，当时开心坏了。我家村南有个塘河，村北有个清水河。经常在河里抓鱼。一考上学，就离开了可爱的农村。那片沙土地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一颗朴实的心。

藏：谈谈你在天津美院学习的情况，当时是怎么确定选择花鸟画？

霍：考进美院后开始是分到了工艺美术系。天津是个纺织基地，有三个印染厂 ，当时缺少设计人员，纺织局就决定在美院工艺美术系建立一个染织专业，招50个人，从工厂招了一些，又从我们考美术的学生里面拨了十几个人。当时征求我意见，我也不清楚，觉得都是美术就同意了。正好工艺美术染织专业的花鸟基础课多，很多有名的老师当时都给我们上课，像张其翼、溥佐、萧朗等，都是一流老师，那一年扎实地学了很多东西，打下了基础。可第二年就赶上“文革”，只能偷着画画了。当时批判画花鸟、山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产物，就下厂实践搞设计了。上学时画水墨不多，直到1970年留校后，才开始把精力放在水墨上了。后来有一段，开始疯狂地补课、搞业务，什么都画。孙其峰老师见了就说，你画得太杂应该选一门主攻。我因为偏爱花鸟，后来就随着孙老师学花鸟了。当时画花鸟还受批判，我和孙老师在“五七艺校”给人画布景。那时还没有分国画系，只有一个“美术连”，当时留下我是准备让我搞毛巾、火柴盒等工艺设计，搞图案、变形，可我私下还在跟孙老师学习，坚持画花鸟画。那时已经有人说我不好好搞设计偷着画花鸟，正好学校办了个汇报展览，我的画被军宣队的一个政委看到，他肯定我画得不错，就跟学校要求让我跟孙其峰老师学花鸟做孙老的接班人，这一下合了我的意。那以后我就跟着孙老日夜在一起画画了，从1971年到1978年，当时跟随孙老的就我一个学生，机会很难得。1976年我们合作了《山花烂漫》，1978年我们又一起去北京画画。那段时间我中午都不休息，自己做饭，时间掐得很紧，有时做一半，又跑回画室，经常忘记时间，饭都糊了。几年如一日。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集中绘画创作的时间。

藏：谈谈孙老师。

霍：1978年孙先生带我去北京画画，住在他的母校河北高中。白天我们一起去颐和园画写生，小孩们特调皮，把花折下来玩，后来出门时被保安拦住把花都留下了，保安见我们画画，就都送我们了。晚上，我们回去研究这些花，在灯光下从不同角度观察，画了大量的速写。那时，真是一天一个台阶，自己能感觉到每天都在进步，昨天画的今天就看不上了，今天画的明天又看不上了。以前遇到的问题经老师点拨，都解决了，非常难得。   

藏：孙其峰老师给你的影响有哪些？

霍：孙老师为人很正直，没有私心。在教学上很宽泛，要求“转移多师”，汲取丰富的营养，开辟自由的天地，不仅仅束缚于他的风格面貌之下。这是为人师的大德。孙先生曾跟我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他的老师是吴作人）；又对吴作人说：“你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他的学生是我）。很谦虚，但似乎也感到欣慰。其实，最大的孝顺是给老师、前辈彰显他们的事业、功德。这就是“孝”，这才是好学生。

藏：孙老师很大心血都放在教育上。

霍：是的，他把心血都放在了教育上。孙老师接触的大多是年青人，还有些业余学画的，大部分属于低层次的对象，研究生带得不多便退休了。但他深谙教育之道，曾要求我多读书，走厚积薄发的路子。他了解教育程序，因材施教，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不同层次的学生，他要求都不一样。对我，他希望我多向其他老师学习，曾给我推荐崔子范、于希宁，让我广泛吸收他们的优点。他支持我学习文人画，觉得我走的是文人画的路。

天籁

爱，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对于绘画，把所有的都投入进去也愿意。霍春阳爱生活，更爱艺术。

藏：看得出，你对绘画有一种痴迷的热爱。

霍：是啊，有人说，你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我说，不是坚持，是发自心底的喜欢。我从小到现在都是抓紧一切时间画画。不让我画，我受不了。爱好是一种原动力，内心的爱好驱动我去画，并享受画画其中的过程，也就不觉得累了。爱的力量是不讲任何条件的，我对绘画享受不够。

藏：精力都放在画画上，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

霍：是的，长时间投入画画，忽视了家人的感受。我那时总是忙着画画，夫人对此颇有微词，在生活里，觉得自己没有做好丈夫、父亲的角色，更多的时间是陪伴艺术了。

霍：你投入艺术，艺术也回报了你。

霍：对。因为我把精力投入给艺术，她也关注了我，回报了我,让我不再孤单。我赢得了更多的人心，使我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有人说我应该还做官什么的，可我觉得老天已经够厚爱我了，我在艺术上获得的，他们没有获得。他们获得的地位、官职是暂时的，而人在艺术上、在精神上留下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1995年后，霍春阳绘画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回归传统。他的绘画越来越沉静，直至2006年他60岁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时，多年的积淀展现出他的成就。随后，他按着自己的感觉，越走越“清”、越走越“淡”。

藏：1976年画《山花烂漫》时，你是怎样的状态，是否已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取向？

霍：那时我火气足，因为年轻，心气旺。在绘画上还搞过现代派构成的一些东西，用新鲜的材料搞花鸟画的探索。在书法上搞日本的“少字数”，写一两个字，上面带构图，总是想革新。那时我虽然临摹传统的东西，但对传统理解得还很肤浅。那时已经知道在用笔上下功夫，知道用笔必须老到，但不明白怎样才算老到、成熟，怎样才算线条里有内涵，这需要一个过程。当时的风格是奔放的，很自如，但很空。别人说很空，我并不理解，但现在看来是画里面缺学养。

藏：素描是否对学国画有弊？

霍：中国历代大家虽然没学过素描，他们的作品却非常感染人，这说明国画自身语言水、墨、线条、笔法等的魅力。

藏：当然，现在绘画呈现的方式多样，有的注重光影表现，而忽视了传统的线。

霍：尤其是当下的人物画。在形式表现上重光影，力度不够，缺乏纯粹的中国式艺术语言。这种表现方式在表达博大的情怀时，是有欠缺的。我们看王羲之的线条里容纳了多少丰富的东西。刚柔相济是艺术的三昧，把刚柔舍去就没东西了。就说音乐吧，给你一根琴弦，用一个力度，是不可能拉出什么丰富的旋律。舞蹈也离不开刚柔的力量。

藏：必须有节奏变化。

霍：对，得有强弱变化。书法、戏曲都有强弱变化。还得求“全”，全才圆满，全才能永恒。这是价值观、认识论上的问题，大的气象，都具备完整性。

藏：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缺传统的学养，要补课的？

霍：留校是在“文革”结束后，那时比较开放，学术也自由了。我开始恶补知识，只要有时间就骑车去南开大学听文学课。我很清楚自己缺什么，需要补什么。1978年本来有机会出国（那时出国很稀罕），当时放弃了，汤一介在北大办了个《东西方文化比较》学习班，偶尔来南大讲课，我学了两年。最后在香山搞了个高级学术研究班，集中学习20天，每天听三个报告，学习的人里只有我一人是画画的。那时，我才了解梁漱溟。他当时还活着，不过都是录像讲义，当时见到很多他的相关报道，看了很多他的书，我才了解他和他的思想。他分析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要旨，对我影响很大。不过在此之前，我已有了《论语》的基础。当时对先锋人物的新思想洗耳恭听，听后就觉得还是肤浅。当时还看了《河殇》，《河殇》是说了些真话，但它是民族虚无主义。那时已有辨别能力了。看《三国》，觉得曹操、刘备都是搞权术玩弄政治的人，搞艺术怎么能有计谋，搞计谋已经不纯洁了。

读《论语》，明白要抱“朴”，保持单纯的心，“朴虽小，天下莫敢臣”、“朴素之谓美，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些道理坚定了我儒家思想的信念。那时听了很多报告，都是一流的学者讲课，涉及国学、医学、宗教学、礼教学、教育学等，让我受益匪浅，明白了“寂寞之道”，从内心喜欢“朴实”。为此我写了个匾额为“抱瓮”，就是用事倍功半的劳动方式，要下笨功夫，不去投巧。这是最朴拙的方式，用机械必有机械之事，有机械之事必生机械之心，机械之心已经不纯了。这必然不能成就大美。我有很多机会去挣大钱的，钱不能没有，但钱多了也会出现由钱带来的另外一些麻烦，因而我坚守我的案头，只在案头上做我的功夫，成事在人，富贵在天。

藏：逐步觉悟。你的绘画思想明确起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吗？

霍：嗯。逐步地理解，因为大量接触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上世纪80年代，还有幸拜见了天津的学者吴玉如先生，更深刻地理解了传统文化。后来我也慢慢地接触了古董，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产生了一系列的审美价值的转变。价值观确立后，拿它去衡量很多东西都一样。1995年后我的审美观明朗了，开始“回归”。当时我和陈冬至、白庚延、何家英四个人在上海办完画展，回学校又办回顾展，溥佐先生看后说了句：“春阳又回来了。”一语双关，因为我曾搞过一些现代的东西，这里的“回来”还暗指我又回归传统了，在努力追求传统的气息。

藏：这么多年坚持以传统的笔墨为理想，怎么不为世风所动？

霍：是啊，当时李小山说中国画穷途末路时，很多人当时都很心慌，我却很镇定。因为建立了自己的信念：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经典就是标准，并从中获得信心和滋养。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真正支撑了我，觉得有了“根”。《老子》、《论语》中印象深的有“上善若水”、“善下者为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以他事胜好学之心则有进”等。很长一段时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修身上，心正则笔正。越来越发现一个人的心态最重要，于是花大量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研究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说过：“无异言而生清净心”。人总想着语不惊人死不休，那心态就有问题了，应“无求”。1985年我还画大写意，后来慢慢去火了，不那么卖弄姿态了，不卖弄性情了，矫情渐渐去掉，有了豁达的心态。1995年后面目越来越清晰了，到60岁时艺术才又提升了一步。2006年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风格已呈现宁静安详，现在更加平和，对于将来的面貌，我追求一种顺其自然，随着感觉，不去设计。我想着平淡，再平淡；净化，再净化。画里追求“静”气，现在我更追求“清”气。


绘画应以弱寓强，举重若轻。霍春阳有着自己的绘画观，山水画里，他更倾心于米芾的“抒情”，那种生鲜、正大的气质也是他所追求的。

藏：想听听你怎么看古代、近代的画家？

霍：我现在喜欢溥心，他的画有“清”气。也是我自己的心境到了，这些年才渐渐关注他。年轻时我喜欢石涛、黄宾虹，现在却能看出他们的问题。八大还想立奇；齐白石虽朴实，但有村夫气，缺乏书卷气，有不纯正的地方。年轻时我不喜欢柯九思，觉得太死板没才气，现在觉得很好，大气，画出了书卷气。后来画竹很难有人能赶上他。像“扬州八怪”里也是没什么可以看的，金农偶尔有几张气息好的，但造型又有问题，他的梅花没王冕的好。郑所南的兰花好。恽南田也不错，比石涛、八大好，有清气、很沉静，没有浮躁气。绘画应以弱寓强，举重若轻的东西才是高级的。宋元的我喜欢米芾、米友仁，像山水画我并不喜欢范宽、李唐，别人在状物时，米芾已在抒情了，又正大、又生鲜，非常松快，境界之高，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明代沈周，坦然、从容、朴实。宋徽宗也好，工而不死，不紧、不卖弄。崔白工而不紧，钱选朴素博大。总之，我觉得平常心、不张扬、不显赫，最难得。

藏：怎么看画的境界？

霍：境界是衡量一切作品好坏的标准。我追求的是中国文化精神，那种平和、朴淡、深沉、简约，是大境界。谈境界还是要谈笔墨，笔墨之中才出境界，“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落实不到笔下，则体现不了境界。笔墨里有笔迹、笔意、笔韵、笔象、笔气等，这些都是境界里的东西。王羲之的字见笔，那就是境界，没有笔没有形象，哪来的境界。笔象即心象，是追求形之外的东西，内在的神韵。意到笔到。学传统也是学古人之心，而失古人之迹。笔墨不分家，笔比墨更重要，笔情墨趣。鉴定家李志超曾说过：“字画的好坏，一切都在那几个笔道儿上。”我喜欢溥心，就是因为他在笔上的抒情很深入；不喜欢傅抱石，是因为他的笔道儿不耐看，没有那种入木三分，印印泥、锥划沙的美感。没有这些，是轻浮的，不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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