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纯”和“大略”——记张桂铭的画

墨海

陈传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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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中，很少有谈“创新”的，大多谈的是：道、理、文、质，神、逸，温润、含蓄，和顺、英华；或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或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道理弄清了，新意也就在其中了。近现代真正的大家，似乎也不大谈“创新”，我翻了一下《黄宾虹文集》、《齐白石全集》（未细读），他们也不是天天把“创新”放在嘴上。黄宾虹谈“七法”、“五墨”、“民族性”；齐白石谈“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等。今人动辄便谈“创新”，画家必谈、理论家也谈，张口“创新”，闭口“创新”，可见理论之贫乏，然而怎样创新呢？不得而知。所以，天天谈“创新“，新意的画却并不多。
中国画家的画，若论有“新意”，恐怕应当首推张桂铭的画；至少说在海派的画家中，以新意著称者，张桂铭当为第一人。

似乎张桂铭也没有天天把“创新”挂在嘴上讲，但他在不停地思考，在研究。他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本来就有很深的绘画功底，而且写实能力十分出色。但他并不满足这些基础，他在追求“独诣”而不“同能”的道路。他曾多少年来迷恋齐白石和八大山人，据说他出差在外都带上八大山人和齐白石的画集，时时研究，但并不临摹。张桂铭是画人物画的，却从八大山人和齐白石的花鸟画中得到启示。他画《朱耷画像》，画《唐僧取经》等等，都有八大山人和齐白石的意思，造型由写实变而为写意，但根基还是写实的。画颇佳，而且当时就出类拔萃。   

他笔墨功力、传统技法也大大加强了。   

改革开放后，艺术观念宽松多了。西方的绘画作品和绘画思潮传进来也多了。张桂铭的思想又在动，他又在思考。1984年，他到了欧洲，看到众多欧洲绘画，尤其是欧洲现代绘画，色彩丰富，给他很大的感染，也忽然给他很大的启发，他的思考又开动了。凡是成功的画家，没有一个不是善于思考的。他对比欧洲绘画，感到中国画的调子都比较灰，中性调子的、黑乎乎的，闷闷的。他说“传统中国画不太注重色彩，如果稍一强烈鲜艳以后呢？就会平一平、光一光，这样看起来似乎比较舒服，我后来是有意把它强烈了，把中间调子抽掉，一些灰的东西抽掉，把线条加强，让色彩明快，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样一来，我的作品比较跳。其实我的‘突变’可能就来自这简单的想法。”他的所谓“简单的想法”其实并不简单，平庸的画人绝不会天天思考，他们天天埋头画画，画了一辈子也不知怎么画，也想不起来要达到什么效果。张桂铭的“简单的想法”是他长期欲变革的结果。有人说“知难行易”，有人说“知易行难”。比较而言，“知”而行，张桂铭很快就成功了，他创造出简洁，概括、明快、响亮的画风，所谓“独辟蹊径”、“耳目一新”，用在张桂铭的画上，是最恰当不过了。他的画并不是新花样，而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画风，如前所述，是海派中最具新意的画风。

对于张桂铭的成功，很多理论家作了阐述，其中尤以潘公凯的《现代其外，传统其中》值得注意，当然，我并不是说潘公凯的文章写得最好，而是说他总结张桂铭的画《现代其外，传统其中》，很有价值。对于张桂铭的画的长处，凡是别人谈过的，我就不再重复，这里仅谈他的画“大胆舍弃、高度概括”的学问。   

有“舍弃”才有“概括”，“概括”来自哲学的思考，“高度概括”和古人说的“观其大略”有相同之处。“观其大略”又和“务于精纯”相对。这段话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接着又说：“（亮）谓三人曰：‘卿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