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赢就不能懈怠——“天高云澹·刘二刚书画展”

文潮

研讨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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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画院副院长卢禹舜在开幕式上的致词：
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刘二刚先生的个人画展再一次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此次所展出的绘画、书法等作品是刘二刚先生从事艺术创作以来的一次很好的总结，同时也是他60岁个人艺途新的开始。从其不同阶段创作的画作，可以看出刘先生是一个完美的艺术追求者，通过作品读到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领悟与感受，读到传统文化精神在他作品里的深刻体现，其古朴的造型、凝重厚拙的笔墨、韵味很深的意境、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并带给读者以深层的文化思考。通过画面的完整性，语言符号的独特性，构图的巧妙性，作者已完全借助自己的绘画语言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表达的充分而肯定。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视觉的语境。在他的作品里，文化内涵的突出也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貌，我们为刘二刚先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而感动，为他对自己的艺术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表达而感到欣慰，我们更应该为中国最传统的，最具文化底蕴的水墨画的发展状况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刘二刚画展的举办为我们处在探索思考的水墨艺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自信与思考。


“天高云澹——刘二刚书画展”研讨会实录

展览期间，国家画院先后两次举办刘二刚书画研讨会。到场和参加研讨的理论家和画家有：邵大箴、陈绶祥、程大利、孙克、田黎明、刘龙庭、赵力忠、曹齐、萨本介、李一、余丁、李亮、鲁光、朱道平、赵卫、梁占岩、龙瑞、黄永厚、张江舟、徐佩君、张晨、申少君、胡应康、邓嘉德、吴迅、邢少臣、刘牧、边平山、马健培、胡石、周亚鸣、季酉辰、于水、刘进安、李洋、纪连彬、怀一、方骏、陈风新、贾浩义、吴悦石、朱培尔、曾来德、崔进、徐开利、李强、杨建国、左建春、程风子、董浩、杨明义、朱修立、马可强、束晓东，刘二刚等。研讨会分别由陈履生和梅墨生主持。现将研讨会发言一并刊发，以飨读者。


时间：2007年12月2日

地点：中国国家画院会议室

主持人：陈履生


陈履生（中国美术馆理论部，美术理论家）：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周末， “天高云澹——刘二刚书画作品展”为我们提供了相聚在一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利用这次机会谈谈二刚的书画创作，同时也关注一下当下的中国画现状。请邵先生先来谈。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二刚不仅是镇江的名家；也是南京的名家；更是全国的名家。二刚的画我看过不少，总是一边看一边止不住地笑。他的画在传统的中国画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漫画的成分，二刚有这个才能，发现生活中的有趣和幽默之处，二刚的幽默和趣味又是中国文人式的，因而这就更要有传统中国画和中国文化的功底。记得有一次座谈会，蔡若虹对华君武说：“君武啊，你就是爱看闲书，这也就培养了你的幽默才能”。二刚也有这个才能，他从中国的文字里面吸收了许多好东西，吸收了很多营养。还有二刚的画里大都有长跋，跋与画相得益彰，妙趣横生。二刚的笔墨也非常讲究，书法写的也非常好，同样透露着幽默味。我们也需要轻松和活泼的中国画，这样的中国画恰恰是需要非常高的修养才能完成的。二刚的每幅画都非常讲究，我也是镇江生人，我为镇江出了这么一位天才的画家感到高兴。

陈绶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文化学者，美术理论家）：知道二刚在北京安了家我就很高兴，老朋友见面的次数会更多了。有人说他的画是另类，我却觉得他的画既是典型的国画，又是极具个人风貌。二刚就是孔子说的那种“生而知之”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存状态来完成对绘画的修练。他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寻找到这个时代的特征。二刚有一篇短文大意说：一个人在花圃种了许多东西，但牡丹种不活，因为不适合。二刚不求富贵，淡漠功利，却种活了自己的书画。1991年他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办画展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他的画是“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就是中国画。中国画的精神是弘扬民族文化，但往往在弘扬国画这个命题上，大家又都变得非常模糊，没有明晰的是非观念。二刚给我们注射了一剂清醒剂，一切企图改造中国画，取消中国画，抹煞中国画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华民族精神的。我们现在看二刚的画，不会说二刚的画不是这个时代的画，同时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学习了许多西法成长起来的国画家。不同的画种有不同的特征，中国画发展到最后，把画幅确定在一个能在手上把玩的尺幅，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我更喜欢二刚的小幅画，如：《看来火候还未到》、《今天且不与你论短长》都是精品，我们不能够拿着一面墙那么大的画在手上把玩。中国画发展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家都在用它；第二个阶段大家都在看它；第三个阶段大家都在读它；第四个阶段大家都要把玩它，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把它当作一个有生命的对象。二刚的画更适合的是把玩。现在已经看到二刚老到和成熟的那一面了，相信他会拿出更多的好作品，也希望他的画上盖上更多的“难得高招”那方闲章。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二刚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俩人的交往是从上世纪70年代“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左右，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画家画画，当时我们俩都画宣传画，我画的是一张《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二刚画了一张《大干社会主义光荣》，他有很好的色彩基础，但是后来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每逢我想起二刚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看他的画，读他的文章，听到他的消息都能给我带来愉快。前人讲小成在志，大成在德，二刚的成是在他的德，大德近道，道是一种宇宙规律，当然画画的艺术规律道里面也都包括了。一次，我过生日，二刚画了幅小画送给我，内容是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旁边有一个不知道在忙什么的光头人，还题了一首打油诗：“桌子越来越小，稿子越堆越高，一会有人敲门，一会有人来找，电话响个不停……最后还说我头发越来越少”他同情我说：“如此的状况不知道何年才能解脱？”现在我想幸福地告诉二刚，今年年底我就要退下来了。我和二刚很知心，他知道我心里所想。二刚的画第一是静，他的静就是绶祥先生说的“生而知之”；也是郭若虚说的那句话 “气韵不可学”。第二是淡，尤其是对名利很淡。第三是雅，雅是中国文人画的一个核心命题，文野高下，雅很关键。因为他爱读书，喜欢读小品、随笔，喜欢读袁宏道、袁枚。南京好多画家都爱读这些东西，读了以后都有心得，二刚把这些心得写成诗后，我往往是第一个读者，所以就非常羡慕二刚的状态。还有一个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深。他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他有深度意识，他有淡、静、雅的状态，更能勤于思考，我给他的《庙亭山随笔》写的序：“二刚能闲世人之所忙，能忙世人之所闲”。所以才有了今日的二刚。他知道选择，知道取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去努力，这是他深度意识的体现。他在中国画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对笔墨和文气，对画的文野的理解，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对前人的认知都在一般人之上，这得益于他经常读书。现在画家都知道读书，但又没空读书，二刚舍得花时间读书，而且能读进去，读出了心得，在他的画上我们都能看的清清楚楚。二刚的画没有一幅敷衍，全是心得。我们要恢复一种传统：就是读书的深度意识传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和深度理解。对中国画的探讨和研究的深度开拓，这是二刚的画让我们应该思考的地方。

孙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二刚成名于江苏不是偶然现象，江苏画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有很好的基础，才能产生这么好的画家。二刚的幽默感是天生的，但也和后天的修养和发展分不开，二刚的画让你看得忍俊不禁，笑过之后还会有深思和回味。他画的题材丰富，做到了大雅大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非常深，有一幅“乘风而行，上下无碍来去自由”，就是庄子的道家思想，就题跋而言，丰子恺还不够辛辣，白石先生也不够全面。我很佩服二刚的题跋，好多你想不到的词他都可以想出来。他的画笔越简就越有味道，他的作品可以引起你的思考。作为当代中国画来说，他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作品独树一帜，我希望有更多的画家能像二刚那样做。

文潮

韩羽（作家，画家）：我是二刚先生的粉丝，我就一个字：好。

（韩羽先生是带病来参加二刚画展开幕式的。）

田黎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二刚是我非常尊敬的老朋友，他的传统文化修养是靠着不停地积累起来的。我对他的画最大的体会就是澹定，对社会，对自然，对人都是这样，向着自我完善的方式修养自己，在经营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在关注社会。他的画作里更多的是境遇的方式而不是遭遇的方式，他的画可以看出一种很深厚的人文修养。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理论家）：

我也是二刚的粉条，二刚的画给我的感觉是：画从生活中来，受学院派西洋素描的影响比较少，具备了传统中国画诗、书、画、印等要素并且独具个人面貌，就像吴昌硕给潘天寿的题画诗：“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虽然现在还不能把二刚和潘天寿相并论。二刚读了很多的书，也能发现生活中的许多趣味和入画的题材。当时我给卢沉老师发表小品时写到：“小中见大，趣味隽永”，我想这对二刚也同样适用。虽然他的画不太大，但是当中包含了诗书画印，包含了人生哲学，包含了天文地理，包含了古今中外。当年上海画院成立选丰子恺当院长，我不是很理解，认为丰子恺是个漫画家怎么能当院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丰子恺的画还是很高的，他不但文学修养好，对音乐美术造诣也很高。我和二刚同出刘姓，同时预祝本家的这位画家取得更好的成绩。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美术理论家）：二刚是第二次在我们这里办展览了。1991年办展时我还不认识二刚，但展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85美术思潮后，大多都在学习外边的东西，二刚的画却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从那以后，这16年二刚一直是延着那时的路走过来，持之以恒。他这次展览的题目叫“天高云澹”，我非常佩服，他怎么会把毛泽东的词用到这里来的，而且用的非常妙，又生出更多的意味。他的画作确实是天高云澹，天高云澹底下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一片污染。我给二刚的画总结出四点：第一，看他的画大家轻松；第二，清新，当下许多人都在跟风走，二刚显得尤为清新；第三，有情趣，每一张画都够让你咀嚼半天的；第四，清高，清高不是贬义绝对是褒义，虽然是孤芳自赏，却高人一筹，最后说五个字“无求品自高”。二刚走到这一步了，他不求官，不求利，只求心。

曹齐（上海人美资深编审）：二刚的画把中国的风俗画和文人画很好地相结合。他的画记录了时代，把文人的情趣融入到市井生活当中去，这在当代的画家中不多见，丰子恺可以做到，但他离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二刚的画能够贴近我们这个时代，他是通俗歌曲用美声来唱，大俗的东西能够做到大雅是非常不容易的，文人调侃也要有品味，能达到如此品味的只有刘二刚一人。

萨本介（荣宝斋书画鉴定家）：我认识二刚也是在1991年，十六年之后，对二刚从做人到画画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他的人和画：一是“偷着乐”，他是明白许多事情，但是不把事情说得那么明白，然后就留了一手，这手很高；二是“无为好”，二刚是偏于“道”的这么一个人，他把道画在了画上，这样的画不多见；三是“沐春风”，看到二刚的画就如沐春风，大家都很开心；四是“我来了”，就是二刚来了，也就是画和人，人和画搞成了一体，这在当代画家里面是非常非常少的，很难得。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书法家）：和二刚兄是老朋友，以前在恭王府还一同学习过，感觉他的话不多，但是很有思想。在当代的画坛，他是以画立足的，不像有些人以职务立足，也有些人以搞活动来证明自己。二刚那时在《江苏画刊》做一个普通的编辑，也没有什么头衔，他被大家认可是因为他的作品。他的小品有情趣，看他的东西能够会心一笑，能让你反复地读，因为他抓住了中国画里面可以让人把玩的东西，这在当代的作品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他的文章是小品文，也非常有趣。二刚的书法也有特点，他的书法完美谈不上，但在当今的画家里面他有自己的追求，功力相当好，气势也不小，书法里还有画意。

余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美术理论家）：认识刘老师是在今年去泰国的“水墨聚焦”展览上。我的感受是刘老师的作品是艺术语言和题材的完美结合。每一位有成就的画家都是把自己的笔墨语言和所擅长的题材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个擅长笔墨的画家可以画好所有的题材。刘老师在自己几十年的创作中，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笔墨语言和题材可以完美结合的方式。艺术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我们应该把中国画放在全球的视野里去看待，人类的艺术本身有一个共性，这种共性的东西用西方的语言来说是内容，是形式。国画家要去创作可以让没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看懂的作品，中国画要立足于传统来创新，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尝试。

李亮（山西，美术理论家）：我是2004年和二刚先生认识的，当时他在太原举办个人展览。之后，他每年都寄给我一本画册，我从其中选取了一幅装进画框摆在床头，真是越看越有意思。他有相当数量的画作是画他自己，有着显著的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的画总给我一些启示，像《一线天》表现的是石壁，却与“无欲则刚”联系起来。中国历史这么长，从周、秦、汉、魏、晋、隋、唐、两宋，社会在不断进步，但人性是没有什么大变化的，二刚的画面貌虽古，但反映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他的画是既现代又传统，而不是既传统又现代，很新。

鲁光（资深编审，画家）：中国原来是提倡文人画的，现在有些所谓的文人画只是技法的变化，还称不上是文人画，二刚是文人画，我服气。二刚的画笔法高古，内容却很现代，很通俗，可是又很高雅。他的画有思想有深度，像老酒越品越有味道，祝贺二刚画展成功。

陈履生：二刚的成功对许多画家有很大的启示，如果说二刚走出镇江，程大利先生当是他的领导功不可没，那么，真正能够让他发挥所长的是朱道平先生把他从美术出版社调到画院。朱道平先生在“文革”时期下放到镇江，待了很多年，和二刚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也是一种缘分。

朱道平（南京书画院院长，画家）：作为主办方之一，我感谢各位著名的理论家、画家能来参观画展，给六十岁的二刚新征程的起点以鼓励和支持。1991年二刚来北京办画展后，画有一个大的飞跃，我相信这个展览后二刚会有一个更大的进展。六十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界限，对于画家来说，他会把自己的心放得更沉静一些，目标更明确一些。我知道二刚很理解这一点，所以我想他的艺术在六十岁以后将有一个更高的发展。能把二刚这样的画家调到画院来，这是我们的幸运。今年我们画院到西北写生，他一路上不断地记，不断地学。现在许多画家忙于名利，忙于一时的收获，而忘记了做长远的功夫。作为一个画家，二刚能够这样做，对其他画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刘二刚：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现在我的脑袋里装得很多，我要回去好好地整理一下，认真地反省一下，努力画出更好的作品，在恰当的时候再向大家汇报。感谢大家。


时间：2007年12月5日

文潮

地点：中国国家画院会议室   

主持人：梅墨生


刘二刚：现在的画展很多，我的画展能有这么多人来看，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今天再次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我心里很过意不去。1991年，我在这里（中国画研究院）办过一个小品展，是刘牧帮我策划的，当时的研讨对我帮助很大。我所谓的基本功，看书和习画，都是在镇江期间积累的。那时，也不怎么同外界交流。画展办完后，我从镇江画院调到了《江苏画刊》。在当编辑期间，接触了许多理论家的稿件，也和全国各地的画家交流多了，这对我画画很有帮助。前天开研讨会，说我是“天才”和“生而知之”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兴趣。要想成为一个好画家，必须是打心里喜欢画画才行。画画就像是游戏，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画画，会乐此不疲，当然玩游戏时还想赢，想赢就不能懈怠。所以，现在还是要抓紧时间努力画画。我说得想赢，不是想获奖，也不是想弄个什么头衔，我三十岁的时候就想，要找一条到老了眼花了，路走不动了还能继续轻松画下去的路。于是就选择了现在这种不太讲理的方法，用画把我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有人戏说我的画是“另类”，我也没管那么多。

赵卫（中国国家画院画家创研部主任）：和二刚是多年的朋友了。1991年，他在北京办画展览，虽然布置很简陋，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次展览后，我就一直很关注二刚。最近我在想，二刚是怎么成功的？我认为，第一是样式，样式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区别于别人，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画只要你看一眼就忘不了；第二，二刚有非常深厚的书法功底，没书法功底的人画这样的画一两幅还行，画多了就会重复，二刚却幅幅有新意；第三，他的画吸收了儿童画的稚拙，有一种大孩子的心态。我看二刚的画时，会想到朱新建、杨春华、徐乐乐、周京新等人，南京的画家状态都比较好，都有一种玩的心态，在当下重功利的社会，保持这种心态更不容易。我想二刚在六十岁以后会画得更好。

梁占岩（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艺委会委员）：二刚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兄，他的人缘出奇得好，他为人厚道。南京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可以让人沉下心来做事情。这么大量地看二刚的画，今天还是第一次，每幅画都是他自己的心得，不是在成批量地生产。从二刚的画可以得到很多的智慧，给我以启示。

龙瑞（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二刚已是第二次在我院办画展了，第一次是1991年。当时我们还开过一个研讨会，也谈到“新文人画”。二刚在“新文人画”中有他自己独特的一面。一晃16年过去了，二刚一直走着自己的路。二刚心存理想，故而画法与别人不同。他画的山水中皆有人物，且寓意深刻；他重视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和谐完整；他也重视写文章，文风淳朴幽默，耐人寻味。二刚素质很好，心无旁骛，有所寄托。他能静下来做学问，这么多年把时间都用在了文人画的文脉上，我很羡慕他。江苏画家与浙江画家不同，好在各人都有各人的面貌。二刚的一套画风是怎么形成的？值得我们去思考。

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副主任，书画家）：和二刚认识整整16年了。我每次去南京一般都会到二刚家坐坐，我们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常忆君”的那种朋友。他的画和人都很真实，见情见性，这在当代的中国画界不多。他是画家里面的读书人，在当下这个喧嚣的社会中，二刚找到自己的天地，把心性和对人生的感悟都画出来了。他的字还没有写到最好的程度，有一种画字的意思，笔法虽然自由，但欠缺理法，好在他读书多，所以他的字也很有意趣、味道。他的画中国味浓，是传统的脉络。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李苦禅，线条是他们共性的东西，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家，最近我研究后发现，他们谁的线条厚重谁就更能站得住脚。比如张大千、吴湖帆，绘画能力也很强，但和齐白石、黄宾虹比起来就觉得线条很薄，不耐看。二刚如果能在这方面更注意，画就会更好。至于对画面的处理，盖章和题跋等等，这本身就是二刚的特长。

黄永厚（画家，作家）：我是二刚的粉丝，他一叫我就到。我不是特别懂画，但是二刚这个人我很愿意交往。他人很真，在他面前，我可以畅所欲言，不用防他。

张江舟（中国国家画院画家院长助理）：二刚的画比较熟悉，在媒体和刊物上见的也比较多。印象是个人语言强烈。过去我一直对“新文人画”持怀疑态度，不知道这些画家到底有多少是真情流露，见了二刚之后，我觉得他的画所透出的文人情趣与他本人很像，做到了画如其人。他的画所表达出来的文人气息在当代是非常可贵的，看他的作品痛快、舒服。他的画在精神上追求远离都市尘嚣的境界，我非常喜欢，非常羡慕。也许有人会提出他的绘画过于简单，没有笔墨的高难度，可我认为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看似简单却把握得恰到好处。我自己也是画人物画的，看二刚的画给我很多的启示，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交流。

徐佩君（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第一次看到二刚先生的画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学的时候，感觉很空灵，亦庄亦谐，很耐看。我很同意刚才几位先生的发言，虽然没有和二刚先生有更深入的交往，但感觉他的画和人是统一的。今天一下看到他这么多的原作，体悟得更深一些。

张晨（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上世纪80年代后，画家们都在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二刚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面貌，他的每幅作品都不雷同，而且不同的作品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他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申少君（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家）：看二刚的作品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持。他的图式在不断地坚持，内容却在不断深化，笔墨也越来越老到，从这些可以看出，第一他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二他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和艺术主张，并且把艺术融入他的生活，他把生活和艺术结合在一起。他的这种绘画方式也正是我们画家希望追求的，把艺术转换为生活。看二刚的展览，让我想起看林风眠、关良、赖少其的展览，林风眠把艺术当作事业，用毕生去创作、突破，他是一直坚持到生命终结也没有放弃；赖少其一生在政治圈里走，但他没有办法放弃艺术，到生命结束的时候也没有解决政治和艺术的矛盾；关良是把艺术融入到生活中，艺术变成了生活，从而体会到了艺术最本质的东西，在不断的坚持中展示出很完整的绘画样式。古人石涛和八大也是这样，生活变成艺术，艺术支撑生活，艺术和生活方式不矛盾。我看二刚的绘画状态也是这样，不管别人怎么说，始终走自己的路，一坚持就是二十年，不断的升华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品质。

胡应康（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家）：上世纪80年代初，在《江苏画刊》上看到二刚老师两幅作品，其中有一张是画的《大同文人坑》，我非常喜欢这两张画，仔细研究了很久。我的画风和刘老师正好是相反，我现在也在考虑老了以后怎么画画的问题，刘老师的画或许对我的思考有大帮助。

邓嘉德（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家）：我非常喜欢二刚的画，我一直认为中国画是诗的思维方式加书法的审美观共同形成的一套形式规律，用我这种观点看二刚的画刚好一致。借这个场合，我想来谈谈中国文人的问题。中国文人是中国社会形成的特殊阶层，有特殊技能并且以独特的思考方式看待社会和自然。以前文人的生活态度是许多有钱人都非常羡慕的，而文人看到有钱人却可以淡而处之，这样的出世态度正是当下中国画中非常缺失的，中国画不缺技术缺精神。二刚的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树了一个榜样，非常有价值。

文潮

吴迅（中国国家画院画家）：看二刚的画非常过瘾。像一杯非常好的茶，味道不重，韵很浓。意境是中国画的真谛，他的画有非常好的意境；还有是诚，二刚的画可以看出他对生活非常地在意，寥寥数笔意味深长，这是我们应该向二刚学习的。

邢少臣（中国国家画院画家）：二刚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诙谐再加一些调侃，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有的时候幽默是不可缺少的调料，齐白石的山水花鸟也有很多幽默的地方，让你看了忘不了。二刚的画用笔散淡，看着轻松，但看似平常实崎岖，得来容易却艰辛。感谢二刚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刘牧（中国国家画院教研部主任）：二刚在北京办的第一个展览和我有关，那时是1991年，如今已过去十六年了。当时我们举办了很多小品展，影响都不错。我还记得二刚小品展座谈会时王迎春老师说的一句话：“二刚能静下来做学问，我很佩服”。二刚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艺术的境界结合起来，并用一种传统的手法表达出来。二刚画里的题跋不是漫画式的，他用非常有智慧的话语把画面中那点很深的意思点出来。我早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己做不到，二刚做到了，所以我和二刚的心靠得很近。老朋友坐在一起谈谈很高兴。


我亲历的

首场拍卖

祝君波（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现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人民币60万元，如果平时在朵云轩正常出售。零售价最多也就是5万～10万元。

我们印了5000册图录，不到3天就被索要一空，像罗仲荣、张宗宪、蔡泰和这样的海外大藏家都专程来上海看预展。预展放在老上海美术馆，门票20元。拍卖会定在希尔顿酒店二楼会议厅，入场券80元。两种门票竟出现了一票难求、“黄牛”倒卖的局面。我这时候觉得有点意思了。

听说朵云轩要举办内地首场艺术品拍卖，佳士得想和我们合作，帮我们看了拍品，也一起商定价格，但在拍卖师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们坚持要用自己的拍卖官，我坚持在主导权方面朵云轩为主。合作谈不成，我们决定培养自己的拍卖师。我想到了时任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他是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的，普通话好，个头高，长得帅，遇事冷静。光这几点，我就觉得他就是绝佳人选，戴小京也爽快答应下来。5月份戴小京飞到香港观摩了三场拍卖会，即佳士得、苏富比以及香港本土一家拍卖公司。当时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陪着我们一起看，我随时请教叫价以及拍卖的现场技巧。从香港回来后，我们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在会议室里模拟了几次拍卖现场，就这样上拍卖会了。

正式拍卖那天，现场有五六百人，我坐在第一排。任伯年《花鸟草册十二开》底价20万元，拍到了95万元、连佣金104．5万元的高价，被香港集古斋的张超群竟得。希尔顿当时也比较落后，接不通国际长途，为了拍这画，我借了个“大哥大”给张超群用，电话费打掉4500元。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60万元，如果平时在朵云轩正常出售，零售价最多也就是5万～10万元。那场放在了拍卖图录封面，被很多人关注，最后落槌130万元，加上佣金143万元，是全场所有拍品中的最高成交价，被台湾的蔡先生买走。看那么多人举手，一件拍品十几分钟都无法落槌，我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拍卖有戏了。头十几张拍完后记者叫我到外面去采访，我就很轻松地出去了，之前根本不敢离开座位。

我们第一次拍卖就赚钱了，成交加佣金共835万元，成交率74．5％。虽然佣金不到200万元，半天的收获却比朵云轩原来卖一年书画还要多，原来一年也就100多万元。买下这场拍品的一些人，在后来的转手中基本都赚了十几倍。拍卖会结束后，许多收藏家、艺术家、记者留在现场热烈讨论。我至今清楚记得，那天在现场的有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等艺术家，有张宗宪、蔡泰和、王仲方、陈德熙、许祥杰等竞买人，有秦公、王燕南、甘学军、米景阳等同道。记者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藏家一遍遍地说这下明白了什么叫拍卖。

当天晚上开庆功宴，唯独秦公(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没有赴宴，后来秦公告诉我说，“看了你们的拍卖没有心思去吃你们的庆功宴”。当晚他在延安饭店决定也要办一家拍卖公司，这就是翰海。


赵榆(前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第一场拍卖邀请的官方观摩人):那时候拍卖会都卖票。一直到1994年翰海还卖过票。

我记得在1986年，广州有了第一家拍卖行，但不是拍卖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和文物拍卖，在北京最早该是1992年秋天那次，由北京拍卖市场(公司名)举办，市文物公司和市信托公司两家都参与组织，拍卖地点在团结湖附近的一家国际饭店。文物以前是不允许拍卖的，这场拍卖会虽然有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支持，行内反对声依然很多。我当时是中国画研究院(现改为中国国家画院)的副院长，之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过10年，主办方就一再邀请了我去观看。

那次拍卖了一辆毛主席坐过的红旗轿车，是北京市信托公司征集过来的，算不上文物，也不是艺术品，但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还有一件景德镇新烧的京剧脸谱图案大斗笠碗，我记得好像拍了100万美元，但后来又说不是真实成交，没有算到总成交额里去。拍品里面有真正的艺术品和文物，记得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洒金铜香炉，还有张大千的山水画。拍卖师请的香港人，内地那时候基本没这行，后来有人跟我说，那个拍卖师有意把落槌的成交价压低了。现场有千八百人，50元一张门票——那时候拍卖会都卖票，一直到1994年翰海还卖过票，后来才改成现在这样免费进场。看热闹的多，参加举牌的多半是国内文物商店，也有香港、台湾地区的买家，有名的张宗宪就在其中。完事后他说，拍卖不算成功，但毕竟是一个突破。   

张宗宪为内地的前几场拍卖都撑了场面：1993年朵云轩在上海做第一场艺术品拍卖，张宗宪去了，还说要“有头有尾”，第一件和最后一件都是他买的。1994年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一前一后拍卖，嘉德那场在长城饭店，请来开槌的是徐邦达。翰海这次拍卖在保利剧院，1200个座位基本没空的，总成交3338万元，张宗宪一个人差不多买掉其中一半，1600多万元。内地买家里，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从深圳来的，据说此人到徐邦达家里拜访，听徐先生说起拍卖会，拿本图录就来现场了。那天他和张宗宪多次叫板竞价，最后买走200多万元的东西。我后来在拍场上还留心找过这个人，都没有再发现他，听人说他在翰海第一场买的那些中国书画陆续都委托拍卖行卖掉了。

来自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地区的海外买家占据多数，也有美国赶来的华人。我记得的几个：黄先生，当时是香港一家大拍卖行的书画部负责人，在内地前几场拍卖中买了不少东西；香港的罗先生、小钟先生，新加坡的曾先生，现在都还是收藏界有分量的人。台湾有位蔡先生，翰海在保利剧场拍卖那次他没到现场，委托了张宗宪帮着买，听说他是觉得场地不够专业标准。翰海拍卖改在京广中心之后他亲自到场，买了不少东西。现在这个买家已经不太露面。至于我自己，从第一场拍卖开始，我已经研究了15年拍卖市场。


董国强(当年的第一批内地买家之一。现任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那时候买半场花的钱，还不如今天的一件拍品。

1993年嘉德和翰海的头两场拍卖我都去了，基本上是近现代书画，一场也就一本图录的容量。我那时候自己开一家公司，买卖和艺术品没什么关系，但喜欢书画，听说拍卖消息，约上几个有同好的朋友就去了。对很多人来说，拍卖当时是件新鲜事，市面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名家书画和文物，人家半时看到好东西的机会又少，自然兴奋。记得翰海那场有幅溥心畲的画，成交100多万元，我吃惊得不得了：那时候行外人几乎没机会看到溥先生的作品，对他一点不了解，哪里知道在齐白石、张大千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人的画能卖到100万元以上。

其实回想起来那两年内地拍卖环境挺好的，少有人怀疑拍品真伪，也没有假拍的概念，几乎所有去拍卖会的人都把它看成观摩和学习的机会，不是简单看热闹。如果说真正参与，还是海外买家，他们每场要举走60%的拍品，高的时候甚至70％以上。嘉德第一场我没有买东西，到翰海的时候举了一把。印象中嘉德那场的第一件拍品是吴镜汀《渔家乐》，张宗宪用8.8万元买下了，事后看出他叫这个价位纯属捧场——4年后我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下他这件旧藏，成交价才8800元。我至今记得张宗宪在翰海首场拍卖会上的样子：他选了中间排靠走道的位置，侧身坐在椅子扶手上，面朝右后方，目光逡巡场内，只要有人举牌他就竞价，有时底价才报3万元，他直接就往13万元上叫，底气很足。那次他差不多买走了半场拍品。

参加过那两场拍卖会的买家，如今在圈了里还是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这个群体也没有特别明显扩大的趋势。10多年前，花50万元买件东西的就是大买家，很可能今天掏500万元买东西的还是那个人。据我所知，现在北京和上海几个大拍卖公司负责人，像中贸圣佳总经理易苏昊、荣宝拍卖总经理王倚山、西泠印社总经理陆镜清，当年都是拍卖场上的第一批买家。

说到拍卖场上买家的结构， 15年里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海外和内地两个板块完全倒置了：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海外和内地买家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现在变成了20％和80％。拍品价格也没法比了，那时候买半场花的钱，还不如今天的一件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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