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之旅——杨明义访谈

妙音

对话人·

《藏画导刊》编辑

杨明义/画家

时间·2008年6月25日

地点·杨明义寓所

文字整合·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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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画导刊（以下简称“藏”）：我对你的了解，始于你的《水墨之旅》那本书，从中可以感受到你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你从上世纪60年代成名至今一直是画坛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从你的简历中得知你11岁时就获得全校绘画比赛第一名，你特意把这一项写入你的简历中，肯定有特别的意义吧？
杨明义（以下简称“杨”）：我父亲从小在上海念书，读完书回到苏州后继承了家中祖传的“杨二林堂”毛笔店，毛笔店虽然很小，但当时在苏州很有名，开在苏州市中心观前街，家里有做毛笔的作坊，因为到处堆满毛笔，所以，我小时候经常拿起笔蘸上水在地上乱涂，也由此产生了对绘画的兴趣。有人采访我问道：你走上绘画之路是受到哪位老师的影响？我说谁都不是，是受了家里毛笔的影响。解放以后，由于硬笔的普及，毛笔店因生意不好而倒闭。我家那个时候起从一个中产家庭开始走向破落，家境艰难。

藏：你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水印版画的创作，17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这些经历应该说对你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个年代能够发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杨：其实我的版画创作是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8年的时候，市文联办了一所美术中学，学校在我居住的“马医科”巷子里，就在俞曲园的故居里。因为我喜欢绘画，当看到这美术学校就很激动，去报了名。但母亲并不同意我学美术，因为我舅舅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她希望我像舅舅一样从事纺织行业，但是我对此毫无兴趣，坚持去读了美术中学。那时家境困难，想买齐红、黄、蓝三种颜色都很难，我们几个同学只好把买的颜色合起来用。

我的绘画兴趣因进入美术学校之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我所在的美术中学办了一年后更名为“苏州工艺美专”，这所学校虽然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时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工艺美术人才，但我在学习各方面工艺美术技能的同时还是热衷于绘画，1959年我的作品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是件在学校里很轰动的事。在校期间我也跟着吴养木老师学了一些很传统很正宗的国画，但传统的形式与身边的现实生活结合不起来，这让我很苦恼。

当时中国画教学讲究传统，临宋人画和各年代的名作等，我记得自己临了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遭到老师的批评，但当时反映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现实题材用传统方法又画不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市文化馆成立了一个业余木刻小组邀我参加，我发现木刻与剪纸都能表现这些新的题材。我参加了江苏省水印版画创作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创作了很多东西，在上海展览时有人临摹我的画，我见到偷偷发笑，他一定不知道他临摹的作品出自一个就在他身边的青年之手。后来，我的木刻作品又参加了国内、国外很多展览，在当时可以算是影响比较大的。

藏：你在27岁的时候，绘画开始用水墨来表现江南水乡题材，是怎样从木刻转到用水墨来变现这类题材的？

杨：我画中国画，从来没有间断过，版画是业余的。但是一直很苦恼的是，传统国画表现方法并不能自由地表现现实题材，比如当时去画一个民兵打靶，用国画线条来表现很难，用版画方式就比较容易。后来看到黄永玉、吴冠中等人对国画的大胆探索与改革，让我深受启发。中国画不只用线条来表现，还可以吸收其他画种的方法优点。我临摹了许多古代名家的国画，很崇拜他们，但面对传统始终很苦恼，因为从中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我非常喜欢陈洪绶的人物画，临了很多张，我觉得那种线条不是一般凡人和世俗的人可以画出来的，一直到现在国内、国外只要有陈洪绶作品展出，我一定要去看。我对传统是非常迷恋的，但又不想只拘泥于其中。

我以前在学校里画了很多水彩画，画水彩画的时候写生对象就是水乡。我小时候常去苏州古镇写生，因为有亲戚在那里，所以一到寒暑假就会去。常常一个人带了画具和一张小凳子去画速写、画水彩，那时的苏州城水乡保护得还很完好。我画的速写多到母亲以为是废纸，而一捆捆地卖掉。我看过传统绘画中也有画江南的，好是很好，但还是不能切实的表现水乡的意境。我用水印木刻来表现江南建筑的大块的黑与白，印出来很简洁，觉得这种效果不错，但并不知道怎样在宣纸上表现。想到印木刻的时候是用刷子刷颜料在板上，于是我也用刷子的效果来表现，那种江南水乡的灵动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江南画意，我以前画的总是感觉写生痕迹太多，太真实，繁琐的线条冲淡了江南的氤氲之气，而这种朦胧之美才是我心中想要的效果。之后就出现很多画家也开始用大笔和刷子来画了。

藏：你的江南水乡作品已经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一看就知道是杨明义的，你大致在哪一年形成这样的面貌？

杨：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一位在苏州教书的外国朋友让我带他去东山太湖买旧家具，在开车前往的途中遇到大雾，看到雾霭中的村庄、河流、船只，时隐时现，生动极了，这个画面对我启发极大，生活真的是最实用的教科书。我想，我也可以在宣纸上利用水墨的渗化表现虚虚实实的场景，表现这种缥缈空灵的气氛，回到家以后，我马上铺开纸就把这种感觉一气呵成地画出来了。

藏：你37岁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班，说说当时的情况？

杨：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想报考中央美院研究生，当时与很多老师早已熟识，加之我已经有了好多作品，所以很多朋友支持我去考北京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当时，袁运甫、吴冠中还把他们写的讲义寄给我，鼓励我参加研究生的考试。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浙江美院的版画系都有信给我，希望我去读研究生。我也开始摩拳擦掌复习文化课备考，但当时家中情况（妻子母亲病危），实在没有办法参加考试，后来只能放弃了。

但那时我太向往北京了，进中央美院是我的梦想，没考成是我一辈子的遗憾。1980年的时候，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李桦写信给我，说系里要招收第一批进修生。那时候进修生的录取标准很严格，需要层层评审，但我还是顺利的考进北京，呆了大半年。在北京我有很多熟识的老师，黄永玉、吴冠中、吴作人、叶浅予、黄胄等等，我都抓紧时间去拜访请教，北京的学习机会太多了，每一天我过得都很充实。因为对艺术的痴迷，因为对艺术界前辈老师的崇拜，我每天都如饥似渴的学习。

藏：谈谈你与朋友之间的交往。

杨：我这个人的交往原则没有偏见，年龄大小，名气高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艺术与品德。

那时在北京的每一天都是让人激动的，因为我与我的许多同行好朋友们在一起。我在中央美院进修时与在美国的陈逸飞也经常通信，当时我寄了好多水乡的照片给他，建议他也画水乡题材，我觉得把中国江南水乡之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欣赏，是件很好的事。我也经常去黄永玉老师家，有时聊天至深夜，回去时，地铁已经关门，我只好从三里河步行回到中央美院。当时徐冰在美院教我们素描，我用我的相机拍下了他所有的教学步骤，印了套照片送给他。他说：杨老师，我很喜欢你的水墨画，我能不能有一张。我说你怎么叫我老师？你才是我的老师，后来他用好几张版画交换了我两张水墨画。此外，在美院期间我与当时版画系的研究生吴长江的交往也很多，他送给我好几张他的石版画。

陈丹青来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岁的小青年，而那时我30岁，我一看到他的画就佩服得不得了，我在他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他总是老师老师的叫我，我说你画得这样好，你这样叫我很难为情。在1981年时，我的画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被很多人认可，那时荣宝斋已经开始买我的画了。

藏：那时人们的审美还比较保守，看到你富有创新性的作品，应该会眼前一亮吧。

杨：当时好几家美术刊物均用我的作品来做封面，介绍我的水乡画作，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我当年发表作品的杂志，几次还能在异国朋友处见到，令我非常感动。所以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许多新的东西都是依靠它们传播出去的。

那时我把陈丹青的大量速写复印了带回苏州，还专门办了展览，反响很大。但因为中间有他的几张人体画，所以领导上只允许内部展，不能公开。后来我把现场展出照片寄给陈丹青，那时他已去美国，他看了很感动。

藏：人们通过杨明义与陈逸飞的作品认识了周庄，当时你表现周庄的出发点是什么？你与陈逸飞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

妙音

杨：我与陈逸飞在上世纪60年代末相识，当时我经常去上海的表哥家玩，陈逸飞是我表哥的朋友。当时他在上海已很有名气，是当时艺术青年的崇拜对象。表哥引荐我去见他，他人很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后来我经常到上海去，与他聊天，看他画画。他好多有名的作品，我都看过他创作的过程，比如油画《占领总统府》的草稿就在我家里画的，因为我们的审美倾向很一致，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困难。有一次我去上海他的创作室，他从一个破旧棉花胎里掏出几本画册偷偷拿给我看，那时公开看这种西洋画册是要遭批判的。他去美国后写信给我说他正在为出版社画一些中国风景的插图，画长城、天坛，还有颐和园，我说画水乡吧，中国江南水乡是东方威尼斯呢！我正在画水乡，那种沉静、古老的味道你也一定会喜欢。于是他来信说：杨明义，你赶快把水乡的资料寄给我！

他收到以后就一刻不停地画。一年以后他从美国回来，急冲冲的跑到我家：杨明义！杨明义！你快一点陪我去水乡，我要马上去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在苏州待了四五天，几乎跑遍了苏州周边所有的水乡，把带去的胶卷拍得差不多了。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想想说：还有一个周庄。但周庄很难去，因为交通不便，要去得大半天时间，我们还要不要去？他说：当然，我们马上就去！其时已近下午，船没有了，就包了一艘机帆船赶去周庄。那时候包船需要二十几块，对我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到了周庄，我们立刻被眼前景致所吸引，疯狂的拍了很多照片。

他的水乡代表作《双桥》，那桥修建时用的石料都是从倒下的旧牌坊上面拆出来的，不规则的石料错落在一起，比现在机械磨平的更有味道。我就建议他画那张《双桥》，最后这张画是在他那次展览前几个小时画成，送到展厅里的时候颜料还没干透。此画在他的个人展览后被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买去到中国访问时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

藏：在“85美术思潮”之后，1987年你去了美国艺术学院深造，你这样选择的初衷是什么？请谈谈“85美术思潮”时你的个人状态。

杨：苏州当时是一个很保守、很闭塞的地方。我画的画有很多人都反对，说我画的不是国画，还不如弄版画去。吴冠中曾对我说：画好中国画，一定要学通西洋画。好像爬山一样，要两边一起爬，才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莫奈的原作，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想如果有机会去西方国家一定要好好看看那些大师原作，虽然我不画油画，但是非常喜欢。先后看陈逸飞、陈丹青都出国了，心里也有了想出去看看的想法。当时陈逸飞说：你画中国画出国会饿死的。我说：我想试试，如果不行就回来。于是陈逸飞帮我联系了纽约州一所大学，资料寄来的时候得知一学期需要两万美金的学费，我哪有那么多钱？但还是去了，先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就读。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孤单，因为语言不通。记得一次接到陈逸飞的电话，我听后，在电话里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他说：杨明义，吃苦头了吧，你这是自找苦吃呀！如感到孤单的话，你来纽约，我在那里总会好些的。后来我去纽约了，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可以说我与陈逸飞的交往是患难见真情。

在旧金山，我结识了大收藏家王己千，他看见我的画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哟！你这种画我倒是从来没看到过，能不能送给我几张？于是我送了三张画给他，都是我的精品。他对我说：你这些本事在美国是完全可以混饭吃的，你可以到纽约来，我有房子给你住。王先生对我这份赏识与恩情，让我感动不已。我在旧金山学完一个学期后就到了纽约，就读闻一多也曾读书的学院——纽约青年艺术同盟。当时就在王己千那里住了一年半。这段时间我在王先生家里看了他收藏的大量古画，长了不少见识。

藏：你多年来在国际国内获得了很多殊荣与奖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杨：我在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日本、世界等地获得过很多有分量的大奖。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应苏州人大委员会的邀请，画了一张巨幅作品，后来给我颁发了荣誉奖状，这是祖国家乡人民发给我的奖，对我来说尤为珍贵。我向来很厌恶那些徒有虚名的奖项，真正的艺术成就不是哪个人可以给你的，你作品真的好的话，时间自然会把你放入历史中去。时间才是真正考验作品的砝码，对于那些五花八门国内外可以花钱买来的奖项，我不稀罕也不愿意参加。

藏：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你的书里有台湾女作家张曼娟给你写的一篇文章《水乡，最深切的爱恋》，写得美丽而温婉。请你谈谈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

杨：张曼娟、吴冠中、黄永玉等人都给我写过文章。去年，黄永玉看我的《江南百桥图》组画，问：“这些画要不要出版？”我说：“要的”。他说：“那我来写文章！”一听黄老师开口要为我写文章我激动万分，后来此事搁置半年，我婉转提醒他。他说；“还要把那些画再给我看一遍，文章一定要写。”这些画黄老师先后看了三遍才把文章写成，文中有一句是“看了明义的画，上了桥，忘了下来……”，写得非常好。

此外黄老师还曾给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森林里的金鹿》，发表于香港美术家杂志，其原稿我珍藏至今。

吴冠中老师也给我写过一篇文章《苏州画家恋水乡》，一直被收录在他出版的各种文集里。我的画他看过好几次，每次他都给我提了不少意见，我是不敢请吴老师为我写文章的，那篇文章是《羊城晚报》的一位编辑向他约稿而写成的。我与那位编辑素未相识，但他特别喜欢我的画，他通过一次活动遇到吴冠中说：“您喜欢杨明义的画吗？能否为他写篇文章？”吴先生说：“我写，我写，杨明义我很熟，写完你先发表好了，给不给杨明义看都没关系。”我得知此事是这位编辑在信里告诉我的。后来吴冠中文集包括最近他出版的《吴带当风》都收录了此文，上个月，我拿着他的文集请他题字，他写八个字：“又见画家，依然年轻。”

《水墨之旅》中六十几篇文章，张曼娟那一篇我最喜欢。那时我在美国收到琼瑶的先生平鑫涛写来的信，信中写道：我们都非常喜欢你的画，辗转打听到您在美国的地址，我们想邀请您来台湾皇冠画廊办展览，您能不能过来？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欣然同意了。张曼娟是《皇冠》杂志首席作家，琼瑶也十分喜爱她的文章。但张曼娟我却是以前就认识的，那时我刚去美国，总是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中文书以排遣思乡愁绪，某天翻到一篇名为《江南有雨吗》的文章，作者张曼娟，写的是她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在苏州遇雨的感受。我细读这篇文章，眼睛湿润了，这文字正暗合了我画面中的江南雨境，虽然不知道这位女子的容貌，但想象她独自坐在窗口，窗外是江南的瓢泼大雨，那情景让人动容。得知她在台北东吴大学读研究生，东吴大学即苏州大学的前身，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我立即画了一幅水墨淋漓的《江南有雨图》寄到东吴大学。事隔半月竟收到张曼娟来自台北的回信，激动万分。信中这样写：“展开《江南有雨图》时，我惊叫出声，因为梦中景象呈现在眼前，比真的更真！应该用怎样的词汇表达我的感激？平凡渺小的小女子如我，怎能坦然接受这样深厚的人间情份？四十载的阻断，重洋的隔绝，都在岁月中风化了。真高兴，我此刻在台北城，自在愉悦地给身在纽约的您写信，为的是以一种美感的激动。谁能拒绝美？谁能拒绝善意……”正是因为这场浪漫的相遇，我与她在台北见面时激动难抑，在电话中倾谈至深夜。她应邀为我台北画展写文章，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我哪里懂得画呢？一句打动人心，直到现在我与她一直保持书信来往。

藏：这段经历非常浪漫。还有一个问题，你对时下火热的当代艺术怎样看？

杨：我很喜欢崭新的艺术形式，但中国的许多当代艺术的一些形式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很早就已出现过，所以一看很亲切，中国人也开始做这些东西了。但因为我在美国看了太多这样的作品，激动感已经没有了，总觉得中国人是在重复西方的绘画历史。真正的艺术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用心”的作品才可以融入时间、融入历史，才可以受到人们的肯定。我在美国也十分喜欢当代艺术，也十分想画抽象派，但那究竟不是我想诉说的语言，与我的心有隔阂，我还是固执去画着自己心里的故乡山水吧。

藏：什么样的群体在收藏你的作品？你对当今的画廊与拍卖市场持有怎样的态度？

杨：我当时在美国的画廊是在纽约的SOHO，画廊的老板是美国布什总统的家庭音乐教师，一位音乐家。我的画都是由画廊经纪人来代理的。如今回到国内，老是看到杂志上介绍大批的画家都有各种美术机构收藏、大企业订购等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画家都可以更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了，不必为生存而烦恼了。

吴冠中有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他的画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国家的。他在艺术上辛苦耕耘一辈子，现在就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他拒绝了太多外来的诱惑。他的画一张可以拍到几千万，但他说这和他没有关系，他都把自己的精心杰作分批有计划地捐献给国家，美术馆。可见这位画家的人品是怎样的高风亮节。不管外界怎样评价他的艺术好坏，但他的高洁品格以及在艺术上的追求与创新永远是让人崇敬的。关于拍卖市场，我希望好画还是要留在喜欢它的人手里，我的有些画早年卖出去，在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现在我设法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买回来。但市场经济规律是一种必然，是个人无法左右的。况且那些也不是画家要做的事情，自己画好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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