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乙：危机意识与文化拯救

墨海

来源：TOM美术同盟


    九十年前的5月4日，本应享受战胜国待遇的中国却成为被战胜国恣意处置的对象，3000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示威行动迅速演变为全国性运动。最终结果是，北京政府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次运动的背景，一是此前八十年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慑于“船坚炮利”，中国政府屡屡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陷入任人宰割的深渊；二是西方远离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民主文化、科学观念、社会目标等传入中国，中国政府从慈禧开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始了留学西方的行动，“西学东渐”正在发生；三是中国当时面临的一直延续了八十年的现实危机成了这次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可以说，这次运动对于解决中国暂时危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府该认错的认错了，该放人的放人了，该撤职的撤职了，该解职的解职了，但是，对于企图普及和推行“德先生、赛先生”的理想，虽然出现了很多具体实施的主张甚至方案仍然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烟消云散。民主、科学精神尽管一直作为中国不同社会力量的理想和口号，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这次运动的骨干力量和头面人物并没有在此后的政治舞台甚至社会建构中发挥作用，很快就被扼杀掉了；李大钊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先被罢免秘书长、开除党籍，后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到1962年逝世；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成为台湾教育家；20世纪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亦受到长时期批判。


    这种现象所以奇妙，就在于后来被普遍称颂的人物及其行为、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中国社会尚且处于一种愚昧而没有完成启蒙的状态，九十年前，中国产业工人和商业从业者据说有150至200万人，而全国人口达5亿，教育落后，知识匮乏，这种局面应该是德先生、赛先生无地自容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历史性循环的根本依据。尽管九十年来，民主、科学等等现代主张被不同的政治力量基于权力需要做出多种解释，也声称实行了这种主张，但是，仅根据这些思想在城市平民和最广大的农民群体中并不被理解与认识，更谈不上追求，就可以断定真正履行这些思想实属天方夜谭。

    虽然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早已不是九十年前的情形了，但是，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乃至世界观并没有实现革命性突破，由此，权力与民众相分离、相背离，以及权力绝对化所造成的个人崇拜与人身依附照样存在，撇开社会治理的公民主权，即便是某些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变成现实的个人权利今天实行起来依然步履维艰。


    最近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纪念九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集子被禁的消息，颇感惊诧。北大学生作为九十年前那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参与者，是值得北大好好纪念与发扬的，纪念一下也属天经地义。当北大从20多岁到80多岁的188位学者撰文纪念那场运动并且打算结集出版的时候，有关部门要求删掉一些文章，经过三番五次的删改，依然不能出版。如果这些文章并非歪理邪说，胡说八道，应该不会也压根儿不至于出现这种被禁的情况的。因为我们不仅有先进文化的代表作坚强后盾，更有宪法和法律做最低保障。在这种强大的优势之下，集子依然被禁，要么是集子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要么是有关部门滥用公器或者践踏宪法和法律。不管属于何种情形，这个事情的影响对于“有关部门”都是极其不利的，这个“有关部门”损害了国家权力的形象，并且使这个集子以另一种规模更大、流传更广的方式传播，使一件本来再正常不过的出版行为变成一种具有社会启示意义和传播意义等双重意义的事情----我相信这个集子的内容会在网络等媒体上得以更加广泛的流传。另一方面看，这个“有关部门”在禁止出版的行为上，也只能表现出自己“禁止”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是小集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需要。这种极权状态与依附权势的国民性混杂，造成了各种社会领域和社会层面的民众不择手段攀权附势的国民性。告密、抓奸、内斗、歌功颂德、个人崇拜等等成为并不特殊的现象，从社会治理结构上讲，这是一种权力危机。


    还有一种危机是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最近一大批世界经济学家和著名实业家包括联合国官员众口一词，中国具有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实力，将成为全世界最早实现经济复苏的地区。甚至连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也随声附和，比如李嘉诚。这种现象再一次表明，中国并没有真正摆脱被利用和被“绑架”的身份，九十年前采取的“棒杀”的武力“绑架”方式，而今采取的是“捧杀”的温和“绑架”方式。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浮躁与粗糙，再一次说明中国尚且幼稚。经济刺激计划和思路直接导致国有经济或者国家出资企业规模膨胀，使这些（多数为）垄断行业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实体将进入国有经济盘子），而参与国际市场主战场的民营经济则受到重创并得不到应有的强化，一旦经济复苏机会到来，中国将面临国内生产的严重过剩，出现生产要素的巨大闲置，而参与国际市场的力量相当软弱。同时，中国尤其是国家出资企业近来跃跃欲试，试图利用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很多企业包括部分知名企业倒闭的机会，购买一批经济实体，毫无疑问，这又是新一轮巨额损失的开始----不要说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功的案例不多，就是中国本身缺乏超级大企业更缺乏驾驭跨国企业的能力这一点，就难以经营好这样的跨国企业，更何况这种资产的转移并不能证明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复苏以后的新的经济格局。所以，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晚复苏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近些年付出最大代价的国家之一。中国庞大的GDP和持续增长的外贸顺差和2万亿外汇储备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此认定中国已经进入超级经济大国行列，顺理成章要求中国给予世界更多的捐助，包括多交联合国会费，向国际货币基金（IMF）提供巨额捐助。前不久，中国已经承诺向IMF提供400亿美元援助，向墨西哥提供400万美元援助，加上中国在国际上主要是美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中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国内贫穷人口依然是全球最多的国家（按照联合国的贫穷标准，中国有2.54亿贫穷人口）。



    另外一种危机是农业文明支配下的“草莽”心态与“暴发户”文化。权力失去约束以及少数人的暴富，在文化基础不能得到同步改造的情况下，某些畸形的社会现象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比如人伦道德尺度的崩溃与社会暴力行为的泛滥，使权力与金钱的支配呈现出巨大的危害性。近些年频繁爆出的社会黑势力“保护伞”，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群体性暴力事件、公民个人犯罪至群死群伤事件、官员自杀、官员肇事等等，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暴露。尤其最近接连披露出来的嫖宿幼女、强奸幼女少女案件，更是“草莽”心态加“暴发户”文化的最典型的体现。


    很难想象，在一个缺失基本民主与科学思想意识的群体中，如何依照民主与科学的准则来建立起一套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并且得以真正的实行。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当今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已经非常显著，但是，如果没有现代社会意识，这种障碍会长期存在。

    九十年前那场运动作为一个事件，早已过去。但是作为一场文化裂变的萌生，则远远没有结束。今天纪念那场运动，需要的不一定是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概念阐释和事件描述，而是站在今天这个历史性节点与文化环境，检讨国家意志及其基本指向，检讨基于个人意义上的国民性改造及其应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选择，辨别、实践新文化和有价值、有利于民生的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在此基础上，审视我们面临的若干危机，对社会治理做出调整甚至改造。否则，“纪念”只能是形式主义或者叶公好龙式的自我麻痹、自我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