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的中国社会（程美信）

天籁

来源：艺术国际博客
                    
程美信     


    综观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仰缺失、价值错乱、道德沦丧，它从根本上危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前景。可以说：单一的“升官发财”拜物教倾向，它使整个社会陷入信仰真空和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由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严重匮乏，不足以支撑一个具有实质的现代文明，只能加剧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与世界的冲突，这种文化内耗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健康进程。中国在通往现代文明之路，有以下几种选择可能性：一是在本土传统里寻找价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二是通过数代人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三是直接全盘引进世界既有先进文明；四是将中西文化的进行优化杂交。

    基于以上四种可能性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无法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第二种可能性充满了理想色彩，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创立破天荒的独立文化体系；第三种可能性是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即使切实可行，但它令中国人普遍在道德感情上难以接受；第四种是中西杂交的现代化，目前中国正处于这种传统断裂和现代缺失的尴尬症状，为了维护民族文化自尊宁可陷入不伦不类的分裂境地。



    目前，中国的现代化置于一条腿前进而另一条腿后退的矛盾状态，基本重复了清末“师夷长技”和“洋为中用”的老思路，尽管中国人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有着来者不拒的好胃口，甚至泛滥到理性地步，如抗生素、农药、破腹产、塑料、水泥在中国的使用，完全处于失控状态，这不影响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中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排斥态度，诸如民主政体、人权理念、普世价值等。这一切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已难以适应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它只是满足人们不健康的怀旧慰藉和历史惰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保守思想和狭隘意识的兴起。现代化工具及其生产方式，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制度加以规范约束，而传统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原有道德体系只限于社会自律的封闭状态，完全难以驾驭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现代社会。



    一、重估本土传统


    道家与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资源，它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之需是极为可疑的。首先，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失去内在作用，它对人们的精神伦理作用也日益消失。由于传统价值丧失了实际社会意义，只是满足了人们的惰性思维习惯，并消解了现代理性的有效落实。从国家制度与日常生活均看到传统惰性的负面作用。之所以，在工具方面日益现代化的情况下，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保守的传统思想却主导着整个社会意识，导致中国人一方面极端的追求物质现代化，在社会制度与价值信念方面却排斥现代文明。其次，在文化创造力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片面地吸收外来物质先进文明，结果造成一种滥用的社会灾难。无论现代工业技术还是民主自由思想，它突降到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都造成或多或少的危害性。

    儒家思想源起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后来成为“道德礼教”的伦理秩序，并成为传统社会精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可修身、齐家均在于固本，它是核心精神的宗法理念；“治国、平天下”则是南面之术，其本质没有越出王权道统，更没有追求社会公正和知识真理的现代性精神。尽管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其中法家思想各大国的强国之本，孔子游说列国的境遇如似“丧家之犬”，他的“君子之道”、“复辟周礼”、“仁义思想”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孔子思想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怀旧情绪，也是他生活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谓是一个 “人心不古”的时代。因此，他肆意搜集周王室官制、汇编《周礼》，这种对已逝远时代的怀旧眷恋，导致一种严重思维错乱的道德热情，假如原有秩序能够有效就不会出现周室衰败和天下混战。为此，墨子曾批评：“周礼”不正当、不合用，应当被取代。墨在《非儒》中指出：“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在《兼爱中》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在《墨子尚同上》指出：“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儒家思想虽有“仁爱”一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可它在历代王权作用下显得软弱无力。而且，这种“仁爱”思想成分是被近代新儒家所发掘提炼，因为它是受到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启发。事实上，儒家思想被历代王权所器重并非它的“仁爱”思想，而是它的尊卑理念。何况儒家的“仁爱”与西方源自基督教义的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难以相提并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只有墨家思想与基督精神具有近缘性，其 “天志”和“名鬼”也具有宗教的信仰理念，认为天帝是最高的正义裁判者，它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和实行兼爱的人，这里特别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墨家的平等兼爱思想，富有正义是非意识和可贵的民主精神，但却无法发扬光大，根源在于它不符合中国王道思想。

    儒家思想捍卫祖制、维护王权、重视尊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后来文明的急剧萎缩，尤其程朱理学走向教条极致，从根本忽视了“天理”与“人欲”的相通共性，而非绝对的对立关系。由于王权的霸道和文化的压抑，使得底层文人社会的灵魂出窍，关起门来实践隐士生活、房中术、修身养性、吃斋念经。于是，文人艺术成了私人情感转移的精神慰藉，其根源在于追求一种避世脱俗的理想世界，从审美上追求一种消极宁静、阴柔内敛、飘渺虚无的惨淡情怀，意味着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公共作为，更谈不上文化激情、正义勇气和进取精神。

天籁

老庄哲学对中国人文思想及“雅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却来自更古老的朴素思想，其源头均来自原始巫祝观念。老子将 “道法自然”作为宇宙的最高秩序，如《道德经》开首篇便采取了一种“搁置”的诡辩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见老子非常明智的认识人自身的局限。这一点，被后道家作为神秘的“天机”所遮蔽，后儒家将“天人感应”之天诠释为现世的道德秩序，结果成为历代王权来自天授的合法依据，皇帝老子便主宰人世的“真命天子”。其次，老子所强调的“无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被历史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之所以，庄子与杨朱的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哲学的基本体系，并积极推动“道”的生活原则，庄子在《庖丁解牛》、《逍遥游》都将“道”作为一种修成之果，还显得天真烂漫而生趣超脱，对后世的神秘主义道家思想与修行方术具有指导性作用；杨朱虽没留下具体作品，但他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思想成为盛极一时其的“显学”，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成为老庄杨朱思想的实践者，并成为后来中国艺术精神和隐士文化的核心主体。在强大的王权道统纲常之外，道家思想成为了私人化、彼岸化、终极化的精神寄托，老庄的艺术审美和价值取向则强调“阴柔之美”，从自然现象中得出“柔弱胜刚强”的二元论的思想法则，甚至发展到一种“损之又损”的无为立场。《老子》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将生命的阳刚之气视为一种“祸根”，它较全面地反映了历代人文艺术的内在消极。



    从道、儒两家思想的外部关系来看，它折射出封建秩序的解体、道德礼乐的崩溃、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场景。但是，儒家的道德怀旧和道家的回归自然却隐藏着严重不健康的思想因子，使得中国后来历史丧失了积极进取的文化张力。老子竭力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鄙弃一切文明，《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对自然的理想化向往，显然来自对现实不适感的意识转移，把遥远的过去时代假想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那个抽象化、理想化、神秘化的“自然”成了驻留灵魂存在的永恒巢穴，达到缓解现实苦恼的慰藉作用，并呈现于哲学思想、审美活动、价值取向之上。在精神上境遇无法摆脱的实际痛苦或困惑，其激烈程度往往是造成空间错觉的程度，并释放出相当强度的怀旧情绪；距离越遥远的世界越加变得理想而美好，从而缓解心理的痛楚。如果绝对倾向过去，那必然出现强烈恋旧情绪，对未来更加消极悲观。可儒家文明也来自一种回归性的怀旧情绪，只是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杨朱那么极端，他只主张回到“三代圣贤”时代，并更加务实通过人伦教化回归到一个理想社会，那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圣贤之礼”、“君子之道”。



    考察老庄孔孟思想的产生条件，以及对后世文人产生根性的精神作用，还有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的销声匿迹，它们都反映出怀旧情结在中国文明中起到主导的作用。或者说，中国后期文明表现为一种怀旧型的保守特征，并成为国民性的文化性格，主要在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审美文化和价值观念都表现出极端的“维旧”或“回归”倾向，而且在文人艺术方面尤为强烈，陶渊明的田园意境成为文人隐士的理想世界、永恒家园、精神子宫。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多年，其文化主体意识极为保守。老庄哲学崇尚自然母体，转而强调消极无为和避世保生；儒家思想相对较为实现，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所以推行“圣贤礼法，仁政理想、尊卑法度”。时至今日，传统文化成为狭隘思想的意识根源，必然地表现出回归传统和抵制现代的价值矛盾。

    二、信仰缺失的社会代价

    随着城市化与市民社会的兴起，信仰危机也日益严重。都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非常高，这个集体是彻头彻尾的“升官发财”信徒，包括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内，他们在道德上毫无优势。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找不到真正儒家精神的忠实信徒，更没有致力传统信仰的奉献者。唯有在底层社会仍奉信祖先崇拜的香火观念。加之拜金主义的风行，使得一切传统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消费品，大多数热中传统的国粹主义者，无非是一个功利目的，并非他们对传统具有虔诚信念，因为日常仪式是体现价值信仰的本体。正如佛教信仰随着和尚生活的庸俗化、商业化、江湖化，直接冲淡了佛家精神的正面意义；共产主义信仰在共产党员的日常行为表现为一种升官发财的既得利益，最终导致国家政治信仰彻底破产，以致“共产主义”这一信仰也名声狼藉，并造成整个社会的权力腐败、道德堕落、信仰真空、价值错乱。

    佛教、马教（共产主义）作为今日中国的两大精神信仰，其本质就是一种世俗化的“升官发财”拜物教，它给予人们求财避祸的精神慰藉，但其是非观念完全偏离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佛教的轮回报应的终极法度，从根本上不符合现代价值的普遍精神。尽管它有劝人为善的一面，可把现世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归咎于余孽使然，不仅纵容了现实恶劣行为，同时对那些不幸人们缺乏道义上应有关爱。正是这种轮回报应的信念思想，构成中国社会本土宗教信仰的内在消极，造成整个社会道德冷漠的根源之一。由于佛教极端的厌世斥俗，使它失去了积极的社会公共意义。从俗佛不相容的这一点看，佛教比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更为消极被动，这也是它不为王权所忌讳的关键因素。尽管历史上僧侣不为历代绅儒所完全容纳，因为出家行为威胁到儒家传统的嗣系观以及国家丁税来源。

天籁

信仰危机的中国社会
2009-4-27 16:13:39 来源：艺术国际博客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博艺论坛



    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推广了半个多世纪，成了共和国的道统纲领，结果同样是失败告终。当代中国执政党，他们在本质上是个传统的极权主义集团，从根本上违背“共产主义”信仰理想。相比之下，儒家伦理精神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以及祖先崇拜的嗣系价值。由于传统精神难以维系现代生活，其宗法理念自然丧失了正面意义，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社会弊端，如用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这些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价值障碍。长期的独裁专制，使中国走向一条反社会主义的传统政体；就物质生活水平而言，今日中国整体上相等于二战之前的欧洲国家，可中国的公共福利和统筹政策仍不及二战前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如教育、医疗、劳保等方面，仍保持着朝奉中央的“皇粮”体系。曾经一度的集体化的计划经济，它是典型强人极权的乱治政策，最终还是要回到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有限的自由经济仍旧掌控在权力之手。此外，单向的发展经济，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与价值信念，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

    毛**统治时代的社会生活，它赤裸裸地撕毁了中国人传统价值信仰，进一步恶化了整个社会精神生态。如“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政治灾难，几千万生命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并没有出现所谓“官逼民反”的历史大动荡。这种公然虐待生命的政治暴力，造成一种人性的集体扭曲，唯有拜金主义填补了社会价值信念的缺失。一个历经社会主义洗礼的国家，转而成为一个物欲横流的极端社会，其内在根源在于信仰危机。

    三、现代化的精神危机


    中国近现代发展一直处于被动性状态，来自传统的历史惰性始终是社会进步的精神障碍。近三十年的经济改观形同洋务运动中三十年的“师夷长技”，在经济与技术领域获得巨大成效，在１９世纪中叶，清朝经济总值占世界四分之强，并迅速组建了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可仍无法避免一败涂地的惨局。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文化学术、思想观念――人心国体的难以改进。这些都验证了现代化在中国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它不仅对本土传统文化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并导致现代文化在中国的畸形发展，从国家意识形态到社会价值体系都面临严重的新旧冲突，它始终困扰着中国现代化的健康进程。

    延安武装革命能够取得国家政权，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潜在着这一机会主义，只要条件形成便马到成功。清末民初兴起的地主乡绅精英集团，在历史危机下能够挺身而出，可这无法改变他们自身的信念局限，注定最终要一个在信仰上更崇高、道德上更激进的革命武装所取代。时间表明，中国没有一个王朝可以打破自身的历史宿命，道德号召力的衰败是它们走向没落的拐点。上个世纪中期的“共产风”大跃进运动，这场举世罕见的人为乱治的巨大劫难，并没有导致当时政权的崩溃，虽在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反抗，对没有对整体国家权力构成致命威胁。原因在于新政权的道德号召力仍旧稳固。当然，今日这种精神信念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历经了大集体、“文革”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其社会物质得失不能说不重要，但每一次大变迁都以牺牲社会精神价值为代价，它势必造成信仰真空和价值错乱，“升官发财”之所以成为全民的集体宗教，因为人们心目中不再有任何崇高而神圣的事物。



    毛**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看作一场文化革命，彻底医治了国民的封建思想，可它实际上是在利用了封建传统的极权主义的文化劣根性，结果摧毁了原有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之所以，在一个政治上奉行无神论的国度，升官发财成为全社会唯一的集体宗教，在共产党、佛教徒、基督教内部之间均出现了一致的信仰危机，他们在行为本质上都亵渎了信仰。极端情况就是越界行为，那就是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泛滥，以致科学成了一种疯狂的迷信，“大跃进”中的“卫星亩产”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就是宗教成了一种科学，巫医（包括大部分经验性中医药）之所以经久不衰。中国官方许可的“三自爱”基督教，其本身违背了基督教的价值信念。另一种是地下性质的基督徒，通常奉信中世纪的原教旨主义，对现代文明价值观念都存在一定的排斥性，完全不同于一个现代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因为一个成熟基督教国家通常也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理性社会，将基督的博爱、平等、原罪的教义贯彻到日常行为、公共制度、价值观念之中。中国地下基督教会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危险状态，这与外部的恶劣的极端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一个理性而又有信仰的文明社会，那就使各种文化能够展现其各自的正面本体，如大型医院有祷告室（小教堂），也没有牧师去阻止信徒进行医药治疗，科普与宗教都是国民的必修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首先要具有多元包容的健康文化生态，可中国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排斥一切其他文化，使自由主义在中国都显得极为扭曲而极端，何况象基督教这种被搞臭搞烂的外来宗教。因此，文化冲突在中国容易转变一种社会暴力，从满清旧势力与国民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均为“你死我活”关系。同样，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在中国越界现象也极为明显，不可能展现它们各自的正面意义价值。换言之，中国缺少西方国家那种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健康关系，它是通过长期磨合所达到各守边界的社会理性。因此出现了医院里有教堂，教会里有医院的包容环境。

    四、殖民史的精神后遗症　



    原有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崩溃失效，民族主义成为一呼百应的社会疯狂。这继“升官发财”拜物教之后，兴起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执政当局的精神救命草。之所以，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竭力否定，它不仅纵容传统极权势力，也背离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精神理念。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兴起，它是历史精神后遗症的表现，即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媾合物，夹杂自大与自卑的复杂心理因素。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不仅缺乏社会凝聚作用，还是一种极为扭曲的集体无意识，大凡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癖好就是“抓汉奸”，并在文化上显得极为排外。显而易见，文化沙文主义通常有两种病理可能，一是实力的不自信，二是愚昧无知的盲目自大。因此，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强势，它反映了社会内部的精神危机。文化保守主义、极权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在中国当代精神联体上的“三头六臂”，它们的兴风作浪捣毁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可能性，它们不谋而合地敌视西方文明和否认普世价值，甚至把民主、人权都视为殖民主义的文化阴谋。反西方或反殖民主义结果演变为一种放弃进步的狭隘道德，将历史糟粕与专制传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个性传统。当然，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抗争将最终失败的，历史的进步必然难以阻挡的，问题它所付出的社会内耗成本是无法估计的，包括价值信念和道德体系的精神危机。

天籁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基本沿袭了传统王道精神，因为它决不容许任何势力超越它之上，如清朝的“崇正统，黜邪教”。雍正时期刊行的《圣谕广训》，明确将天主教、白莲教、八卦教列为邪教，并于1874年写入《大清律例》。当清廷发现太平军与洋教有染后，对洋教的敌视达到顶点。事实上，西方殖民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救世热情的信仰团体，他们是个是唯利是图的商业队伍，正是清王朝对通商、传教的极端限制，使得这种两种势力最终走向“合而为一”。如中英《虎门条约》并没有将传教列入其中，跟后来的《天津合约》、《北京条约》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形，而且宗教问题成了晚清外交的重要议题。随着殖民势力的兴起，民教矛盾也急剧升级，而清政府却采取“羁縻”策略，意思把传教问题和教民关系等同为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施加恩惠而笼络其心。可见清政府对西方基督教的认识有不合时宜。基督教对列强殖民势力的依赖，使它在中国人心目留下意识形态的阴影，成为官方诠释西方文化及其宗教势力威胁到中国主权独立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合法脚注。

    现在的关键不是中外关系的历史恩怨。问题在中国目前的信仰危机，因为儒家、道家、佛教的本土宗教信仰，它们随同整个封建传统一起陷入历史没落。当本土文化传统无法与时俱进的同时，它还造成了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极权主义的抬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矛盾与信仰危机。因此，民主和法制是未来中国发展进程无法跨越之路，但这种强制性社会行为规范无法取代宗教信仰的道德自觉和终极意义，因此必须推行宗教宽容，发挥信仰文化的终极正面价值。

    五、社会精神的日常仪式

    日常行为渗透着人类精神意识，包括宗教或准宗教的仪式。信仰价值是通过社会活动获得生效，包括政治制度、公共秩序、商业交易、审美取向、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如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它离不开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平等仪式、博爱情怀和原罪意识的信仰作用。尽管宗教遭到进步力量的批判，如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都从各自的对宗教展开注释性批判，尽管他们的批判不失道理，可忽视了宗教的正面意义。历史进步表明，健全的社会生态就是发挥各种文化资源的正面意义，宗教信仰不仅具有社会精神的道德作用，同时弥补了生命不可克服的客观局限，无论将它比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还是“缓解实际痛苦的止痛片”，关键在于宗教信仰具有生活的正面价值。



    那么，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们缺乏终极理想和精神根据，只能透过单一硬性物质与刑法管束确保社会秩序，所以极度以来一个道德强权的高压政治，一旦权力腐败便必然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的瓦解。之所以，今日中国只剩下“升官发财”的集体信仰，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毫无可能性的，结果形成一种集体怨恨，同时意味着潜在巨大的社会暴力危机。除此之外，由于强势社会同样缺乏在终极理想和道德信念，过度迷信的财富与权势的绝对性，自然表现出顽固强硬、麻木不仁、吝啬自私，某种程度上在激增了社会矛盾。可以说，底层社会的怨恨情绪、仇富心理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一步步地加剧，原因也在于广大农民原有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在现代化以及都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性的破坏，连“勤劳、节俭、安分”等基本价值观都不复存在。按照中国惯性规律而言，出现目前的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历史洗牌来重建或整治社会道德危机，那就是通过暴力运动，出现一个道德强悍的救世主式的政权，可它的历史代价是高昂的，同时不能达到治本作用，重蹈了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

    就目前的中国状态而言，要实现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是充满了艰难性，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感，特别缺乏一个在道德上具有号召力的精英群体。整个权力精英阶层的官员、警察、法官，其名声恶劣得如土匪强盗无异程度，人们对他们憎恨、向往、危惧都反映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表明整个权力体系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由于现代集权主义在技术层面达到无所不至的程度，使得传统中国一些民间领域遭到强大干预，彻底破传统坏社会自律体系，如生产、教育、信仰领域在毛**极权统治下丧尽民间的自由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主乡绅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维护整个社会精神体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乡村地主具有经济生产的管理作为，往往又是公共道德的精神楷模以及村社秩序的捍卫者，他们通过财富与道德的相互结合，确立自身的社会威望；譬如修建道路、桥梁、私塾、祠堂，组织祭祀庆典和文娱活动，同时也是重要捐资人。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价值和道德体系的精神楷模，而今日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有这一精神传统，教师与学校的在升官发财教的作用下，变动彻底唯利是图，其道德退化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西方国家一位教师在道德行为上不检点，社会对此的容忍程度等于零，可中国教师不仅可以将手伸向学生，一些大学教授甚至将自己的阴茎伸向学生，而且还肆无忌惮。这些都是权力腐败所引发全面的“上梁不进下梁歪”社会效应，也表明全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因此，在中国当前社会状态下，难以出现一个在道德上具有号召力的群体，能够做到道德自守者已是寥寥。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麻木，其实质上使他们成了社会精神的破坏力量。尽管举国上下都叫嚷着“弘扬传统文化”，可在实际生活找不到具有儒家道德风范的社会群体，好比全民学马列、毛选便不能改变中国人越来越狂热的拜金主义。社会精神与日常仪式的分裂，必然出现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包括行使国家权力与制度精神需要一个严肃的仪式过程。亚当·斯密终所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两本书，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这一信念的历史使命，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早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