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的生命力(河纤)

花雨

河纤


　[摘要] 古典诗词的生命力源于其感人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为诗艺上的“四美”：格律美、意境美、辞采美和含蓄美。古典诗词现正处于复兴时期，它将向民族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融会古今诗体特色、兼顾西方艺术手法的新型语体诗，或称之为新格律诗。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诗歌大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华夏民族的先民和历代前贤们，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创作并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从现存的古籍看，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史可追溯至四千年前。但自二十世纪初叶“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体白话诗也取代旧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于是，古典诗词成了明日黄花，日渐式微……
　　那么，古典诗词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呢？
　　先看两个例子。其一，数年前，有一个外国的文艺团体来我国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以荷塘、烟柳、渔夫、仙子、马车、武士等来表现人生的美好、奋进与惆怅……诗情画意，浑然一体，观众深受感染。当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向他们表示祝贺时，他们的领队却说：“这个节目取材于贵国的古代诗词，贵国的古诗词意境太美了。”其二，华东师范大学有个青年教师、文学博士胡河清，他本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但对古典诗词也情有独钟，而且特别喜欢唐代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他把其中的名句“满天风雨下西楼”写成条幅挂在书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他选择弃世。他于1994年4月的一个雨夜，从家中的窗户跃身而出，这与他喜爱的诗句有着惊人的巧合，真是一语成谶！一个人临死都追求诗意，可见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古典诗词的影子是随处可见的：戏曲中的唱词、喜庆场合的楹联、大型活动的标语、勉励性的题赠……甚至一些讲话、作文，若能恰如其分地借助几句古典诗词或古诗词句式的点缀，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谈古典诗词的生命力，不单是指它所表现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探究其表现内容的形式，即诗体、格律、音韵，等等。本文试从古代诗体的演进入手，就古典诗词的艺术特征、写作要求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古代诗体的演进
　　说起诗词，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其实在唐诗宋词之前，诗体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的。人类的远祖们在劳作时顺口哼出的带节奏的歌谣，可以说是最早最原始的诗词。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一种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其代表作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此种四言之句虽足以“成声”，然而却缺少回旋转折之余地，典重有余，而变化不足，故后世多弃而不用。随后在我国南方出现了一种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诗，其句法以三言为基础，杂以“兮”字、“些”字等词语，而或先或后与二言、四言配合运用，使表现的内容和篇幅都有了较大的扩展，成为诗歌散文化的滥觞。汉武帝时，由于实行乐府采诗制度，出现了五言体式的诗歌，东汉班固的《咏史诗》，首开文人五言诗的先河，但五言诗的定型和成熟期应是魏晋时期，其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的五言诗。南北朝时期，沈约总结汉语四声规律，编著《四声谱》，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格律诗的催生奠定了基础。经过初唐四杰的倡导和实践，代表有唐一代文学风范的近体格律诗卒告成熟。这种格律诗，一方面须讲求四声的谐调，一方面须讲求对偶的工整，其中间相对之二联必须音节相等，顿挫相间，而且须平仄相反，词性相称。可以说，这种格律体式实在是中国文字的特色所能表现的美的极致。唐代的近体格律诗，有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及五、七言排律数种。若细考其演进过程，以四句为篇的五、七言小诗，其产生实早在律诗之前,七绝继五绝而兴，嗣后七律继五律而立，排律乃律诗之延伸，自当产生于其后。诗歌发展到七言，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表情达意的内涵和容量都大为增加，举凡世间万事万物，已经没有它表达不了的事情了。由于唐代政治清明，以科举取仕，而科举考试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要考试帖诗，所以唐代成为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可谓是：名家辈出，杰作纷逞。据对《全唐诗》的统计，作者达到2200多人，收编各体诗歌近五万首。从唐代始，这种近体格律诗一直代代传承，相继不绝。晚唐时期，诗人们借鉴民间曲子词的格式，通过创作发展从而形成了词这种体式，至北宋已十分完备，成为有宋一代亮丽的文学风景。词又称“诗余”，可以说是诗的变体。同近体格律诗一样，词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依谱而作，俗称“填词”。常用的词牌就有一百多个，按字数的多少，词又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慢词）。由于它体式多样，句式长短错落，富于变化，更利于表现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因而受到更多人们的喜爱。大词学家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故历来有“诗庄词媚”之说。据唐圭璋辑录的《全宋词》，所收词作达二万余首，作者1300多人，堪称大家、名家的超就过百人之多。词的进一步发展，走的则是通俗化的方向，于是乃有元曲的产生。同词一样，元曲也属于广义的诗歌。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散曲又有小令、套数之分。元曲的句式更自由，可以增加大量的衬字，用词也更加口语化。从此，在文坛上诗、词、曲并行不悖。直至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我手写我口”，倡导“诗界革命”，再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才有新诗的诞生。
　　综观我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从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发展的方向则是由质朴——典雅——通俗。这是受语言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二言、三言虽可成句，但难以表达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所以二言不叫诗，三言诗也成不了气候。六言句虽偶有使用，但句式节奏呆板，没有五、七言诗句那种特定的“三字尾”，缺少抑扬顿挫的变化，一般只在词和曲中穿插使用。可以说，单纯的六言诗是少之又少。这就是五言诗能流行而六言诗却流行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二、古典诗词的魅力
　　时光无情！古今的多少煌煌巨论、治世良策，都已销声匿迹、灰飞烟灭；而李白、孟浩然的一首短短20字的《静夜思》、《春晓》，至今却是三岁的小孩都能背诵。个中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料想其必有某些独特感人的魅力所在。正因为有这种感人的艺术魅力，古典诗词才具有这么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探讨诗词艺术美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我认为，古典诗词的这种魅力，并不是其内容和题材有什么特别之处，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其艺术表现的形式美。其来源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古典诗词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它的格律美。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总结新诗有“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其实，很多新诗都难以达到这个要求。相反，大部分的古典诗词却能符合这个标准。我们知道，押韵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古代的诗、词、曲都是能够吟唱的，所以才统称为诗歌。古典诗词的格律，包括篇章格式、声律、韵律、句律诸方面。由于汉语的特点是单音成词，双音词特别多，古典诗词基本上又是以两个字为一个节奏，使用虚词很少，十分讲究四声协调、对仗工整、音节相等、顿挫相间，读起来就会感到抑扬有节、朗朗上口，而且一般篇幅不长，容易记忆，这就更能体现出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具有回味不绝的回环美。在外观上，古典诗词则具有明显的对称性，于错落中更能体现出均衡匀称的美学原则。而一些现当代新诗，由于太过自由无拘，篇无定句、句无定字，一个句子有时多达二三十字，有些甚至连诗歌最基本的特征——押韵也不讲求，实在令人难以卒读。所以，能够流利地背诵一二百首古典诗词的大有人在，而能够完整地背诵七八首现当代新诗的人却寥寥无几，有些新诗甚至连作者本人也背诵不了。
　　其次，古典诗词的魅力体现在它的意境美。诗歌是抒情的产物，其最重要的特质即在于它具有兴发感动之作用。中国诗歌以抒写情态为主，比较注重对自然界或人事界的感发，而这种感发主要通过营造意境来体现。西方诗歌重视的是意象模式如何安排制作的技巧，更多使用叙述、描写和提炼典型的方法。何谓意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有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肺，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他在《人间词话》中又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昌龄在《诗格》中，把物、情、意的合一，作为好诗的标准。若以此标准来衡量，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是如此，王之涣的《登鹳鹊楼》、杜牧的《清明》也是如此，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如此。由于体式的关系，古典诗词比较容易求得心中的感发与诗律的自然结合，使诗人的主观感情与外界景物融合为一，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效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读一首古典诗词就好象在欣赏一幅画。所以说，富于形象，追求意境，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而正是此点，使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一下子大为缩小，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如果一个经常读古典诗词的人，当他身处某些场景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脑海翻腾万家诗”。但我相信，这“诗”绝对是古体诗而不是现当代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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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古典诗词的魅力体现在它的辞采美。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辞采美是诗歌审美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其遣言也贵妍”。刘勰《文心雕龙》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这些论述，都是强调诗歌遣词用语的重要性。古代诗人常用双声、叠韵、叠字、比喻、对偶等修辞方法，以及炼句、炼字、诗眼等艺术手段，以求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诗人们为选词炼句而苦苦求索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如贾岛“推敲”的故事，王安石改诗用“绿”字的故事，齐己咏梅“一字师”的故事……难怪贾岛在《题诗后》感叹：“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圣杜甫也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尽管古代诗人对辞采风格的追求有自然天成与华丽雕饰之分，但都能力求做到准确、形象、精炼。相比之下，一些现当代新诗的语言以丑为美、杂乱无章，有的简直就是散文句子的分行排列，有的玩弄文字游戏而不知所云，这又何来诗美可言呢？
　　古典诗词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的含蓄美。含蓄也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古代诗歌的体制一般比较短小，一首诗词的字数句数都是固定的，所以诗人在创作时必须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短中见长，浅中含深，以最少的语言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此其一。其二，从欣赏的角度看，诗歌的含蓄美具有言简意丰、言近旨远的作用，能使读者展开积极的想象和联想，激起读者的欣赏情趣，“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产生“一唱三叹”的审美效果。如秦观的《鹊桥仙》词，一开头“纤云弄巧，……”但如何“纤”？又怎样“巧”？作者没有明说。短短四字，给我们带来的则是无限的联想与遐思……再如李峤的《风》诗：“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全篇未着一个“风”字，却句句写风，从风引起自然界的变化状其形态，区分其季节性和类别。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委婉曲折的含蓄美，在古典诗词里可以说俯拾皆是，而求之于现当代新诗则是少之又少。
　　三、古典诗词的写作要求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用现代话说，则是：有丰富的感情，有生动的语言，有动听的声韵，有深切的内容，这四者具备，才能称之为诗歌。当代诗人瞿琮说过，作为一个诗人，应该具备“三要素”：同情心、幽默感、想象力。我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诗人，至少还要增加一个要素——表现力。也就是必须掌握并熟练运用各种诗艺，包括体式、韵律、修辞方法，等等。对于写作格律体诗词的作者来说，这点显得更加重要。古典诗词的创作，由于受到体式、格律诸方面的制约，乍看起来确实有较大的难度，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戴着镣铐跳舞”。从艺术的观点说，没有约束也就没有美。我们之所以觉得芭蕾舞好看，正是由于它能把那些高难的动作化为娴熟自然、举重若轻。其实，古典诗词的这些制约因素都是有规律可寻的；只要方法得当，要掌握它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古代书塾的学童都能够吟诗作词，现代的文明人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朱熹《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钟嵘《诗品序》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考之绝大多数的古典诗词，基本上都可以归于这三大类。
　　关于古典诗词的写作要求，各种读物很多，说法多数是大同小异。择其要者，主要有：① 句子中的字词要讲究语音平仄；②句末字词要讲求押韵；③句子间要讲求声律粘对（律、绝诗）；④讲求对仗（律诗和部分词）；⑤讲求避忌（律、绝诗句的三字尾，不能成为“三平调”或“三仄调”）；⑥拗救（对句中某些不合平仄的地方，实行自救和补救）。这六项要求，我认为前三项尤其重要。因为“无声不成调，无韵不成诗。”由于此部分内容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不展开详述。对此感兴趣的初入门读（作）者，则不妨看一看王力的《诗词格律》、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等几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
　　古人云：学慎始习，入门须正。对于初学写作格律诗词者，必须严格遵循有关的条条框框。待到已熟练自如的地步时，才再试图有所突破与变通。我想，这也许是古代大多数诗人走过的正途。但对诗词用韵方面，我认为则不必固守一隅，不妨灵活地加以变通运用。因为古今语音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些过去押韵的字词，现在已经变得不押韵了；相反，有些过去不押韵的字词，现在反而可以同韵相押了。因此，用邻韵，或“诗用词韵”，或兼及方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四、古典诗词的发展方向
　　“五四”运动以来，文言文（特别是八股文）可以说是寿终正枕了，但古典诗词却并未消亡，而且有复兴之势。终观整个二十世纪，新诗在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确实有过几次繁荣与高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缺点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反，至今却有不少人仍在借用古典诗词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种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的做法，被人们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何况这个“瓶”，有时候还是个美丽的“花瓶”呢，用它可以插上赏心悦目的鲜花。古典诗词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则是很多原来倡导新诗的人也纷纷改弦易辙，重新写作起旧体诗词来。如郭沫若、田汉、王统照、冯至……他们在四五十年代后，都写作了大量的古体诗词。闻一多在经历了一段新诗的狂热后，用一首“旧体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鸠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一代伟人毛泽东，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发展新文化。他在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风格偏于豪放又不废婉约的诗词大家。他的诗词，高度地体现了革命的历史内容与传统的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无论是早期的《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壮岁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还是晚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贺新郎·读史》，都堪称千古绝唱。毛泽东一生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古体诗词，却惟独没发表过一首新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古体诗词在二十世纪的写作从未中断，而且还曾经有过三次创作的相对高潮：一是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一是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一是接近世纪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时期。1987年端午节，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随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分会。目前，全国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约有15000人。近年来，有关古典诗词的普及读物，以及古今诗人们的古体诗词选集、别集正在陆续出版，报刊上也时有古体诗词作品的发表。可以说，一个古典诗词的复兴时期已经到来！当代学者钱理群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的序言中呼吁：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发扬中华国粹，我们完全应该在中小学课程中有分量地开设古典诗词的内容，引导和鼓励学生适当地学习古体诗词的写作。这也应该是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
　　然而，事物都是发展的，古典诗词也不例外。那么，古典诗词将如何发展呢？
　　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我想，这种新体诗歌很有可能是一种语体诗，或者称之为新格律诗。它融合了旧体诗和新诗的优点，以民族化、通俗化为主，借鉴民歌和古体格律的形式，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手法兼容并包。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①大致押韵；②句式大致整齐，篇幅适当（一般在30行左右，每句一般不超过10字）；③民歌体（大部分是能唱的诗歌）；④借鉴民歌和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法（重复、呼应、顶真回环、哲理抽象、蒙太奇意象叠加、象征……）。但形式的发展总是滞后于内容的。诗体上一个字的增加，有时也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所以这种新诗体的形成，必然还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相信，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古典诗词一定能继续发挥好其历史的使命与作用。
　　　　　　　　　　　　　　　　　　　　　　　　　　　
　　　　　　　　　　　　　　　　　　　　　　　　　　　　　　二○○八年一月二十日整理

参考文献：
⑴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⑵ 吴建民：《中国古代诗学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⑶ 钱理群、袁本民：《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⑷ 黄天骥：《诗词创作发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