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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一尊
一
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起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极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除王勃而外,还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讥笑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尤其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咏者,更大有人在。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成绩,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散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精彩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首持这种态度的是初唐王勃。在文学观方面王勃是承乃祖(隋未大儒王通),而有“出蓝”之色,都以杂文学观(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为基础,以政教为目的,以六朝缘情体物之文为批判对象。王勃在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时说:文章乃圣人君子用以“开物成务,立言见志……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上吏部裴侍郎启》),“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平台秘略论·文艺》),力主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为文必“甄明大义,矫正未流”将文风问题提高到关乎政治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固是其长,但纯视文学为政治工具,却不是在突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他在批判六朝文风时走上了西魏苏绰、隋人李谔的老路,大发“华文祸国”之论,忽视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抨击浮靡文风出发,把屈宋狠狠地责骂了一番,认为他们是倡淫靡之风的祸根。这个意思在他的《上吏部侍郎启》中说得很明白: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 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 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判屈宋等人或许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为为文之旨归的。他认为只有“玉帛欧歌”、“衣冠礼乐”才可称大雅。因而对屈宋颇有微辞。指责“屈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但他在此前的《南阳公集序》中又曾赞扬过屈宋“叙事得邱明之风骨”。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观点里,不难看出他和王勃一样,身处六朝余风甚浓的初唐文坛,急欲革弊,但又囿于儒家诗教旧说,对屈宋至六朝文风的评价,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没有认真将楚骚与齐梁之风区分开来,致把屈原之作看作“礼乐之道”的颠毁之器。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不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发展方向,肯定了屈宋的文学价值。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 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时运推 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 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 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 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 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 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并不象王勃等人,认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追求混为一谈;而是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认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令狐德 等人认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求创新的胆识。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忧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史通》不仅是杰出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混为一谈。但他又认为文史同源,可以互相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结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